村莊裡的艾滋丨一種關注

南方人物週刊2017-04-07 05:24:00

河南上蔡,親人們正在埋葬一位逝世的艾滋病患者


兩個相隔萬里的村莊,一些相同症狀的人,與艾滋病相處多年才發現,最大的難題不是生病,而是生活本身。



直走,過一個紅綠燈後右轉,老遠就望見一圈與周圍矮樓格格不入的建築,看著氣宇軒昂。走近一看,是上蔡縣人民醫院,大門口立了幾個同樣紅彤彤的易拉寶,印著“預防艾滋病的十條基本知識”,人潮進進出出、川流不息。


Y村的王海燕每個月初都要來到這裡,查體,情況不好的時候打打點滴,她的CD4(人體免疫系統中一種重要的免疫細胞)一直在100到130之間打轉,一般來說,這個指標低於200就屬於發病期了。


“九幾年的時候也經常來這兒,不過每次都得大半夜就來排著,人老多,隊老長。等大半宿才終於輪到你,一管子紮下去,覺得心花怒放的。”她說,“以前來是為了活得好點兒,現在也是,這人啊……唉。”



Y村


Y村離縣城很近,卻不好找。到的時候是上午10點,村裡小路上沒人、田裡沒人、門半敞著的民居里好像也沒人,偶爾看見不遠處有個影子,一下就消失在轉角處。倒是鳥叫聲悅耳得很,某兩條籬笆內甚至還圈了綠油油的小竹林。


竹林後面的小土巷裡有一個院子,院牆缺了個大口子,兩間不分主偏的連體瓦房,一間破木門上掛了個小鎖,另一間連門都不知去向。裡頭胡亂塞著破橫樑和破木板床,破板凳歪在一旁,一把苕帚躺在殘磚斷瓦上,牆上浮著火燒的痕跡、隱約剩下點顏色的小學獎狀和年畫,就這麼廢著。


轉來轉去,幾乎每隔那麼兩三條巷,就會有一戶像這樣的死宅,與周遭一圈新房子連在一塊兒,也不顯得突兀。


出人意料的是,村裡像這樣新修好的二層小樓還真不少,吊頂很高(每層高度基本在五米以上)窗戶很大(遠勝於城市公寓刻意打造的落地玻璃),其中許多露臺上砌了一排半人高的羅馬立柱,掛著紅燈籠。有些人家還頂了個疑似拜占庭式的大圓頂,一旁豎立著威嚴而豔麗的大型瓷磚拼畫。


前頭有一棟,正在打地基。一群灰髮蒼蒼的人正攪拌水泥,一個西裝男站在邊上指揮,皮鞋擦得鋥亮。還有一些也上了年紀的中老年人,手裡牽著抱著一個兩個不懂事的孩子,不近不遠地站著,邊圍觀嘮嗑邊補日光鈣。見來了外人,眼珠子飛快一轉,從磚頭石頭上挪了過來,牢牢盯著你,一動不動。


村裡一景 圖/陳又禮


我只好裝作輕鬆無事,笑著打哈哈,叫完叔叔伯伯叫大姐阿姨,又逗了一輪小孩,氣氛才鬆動了些。


身邊不曉得什麼時候站了個穿中山裝的大叔,戴頂氈帽,叼根菸,問我:你知道我們村兒不?


“知道啊。”


“知道我們這一片世界聞名不?”


“……這不知道。”


“艾滋病你不害怕?”


“不害怕……”


“就是,你說這有什麼可怕的,受過教育就是不一樣。你看我老伴就是。”他下巴朝著黑瘦阿姨一撇,“我倆吃同一桌飯、睡同一張床,都20年了這不也沒給我傳染上,嘿嘿嘿。”


黑瘦阿姨罵了聲“不正經”,就自顧自到陰涼處的板凳那兒坐下了。


到了晌午吃飯時間,大家各回各家。我繼續瞎晃悠,不知不覺就溜達到了村外的田邊,十幾米外一個穿著寬大迷彩罩衫的小個子女人正在田裡噴除草劑,慢慢挪著步子。


這就是王海燕。


聊開了我問她,現在村裡有這個病的人還多嗎。她一下笑開了:“你看我像不像?我就是的呀。”


她頭髮黑亮黑亮,臉頰紅撲撲。後來聽了她的CD4指標才知道,其實她的身體狀況並沒有外表看上去那麼樂觀。


“但跟我男人比,我還算好的,他這兩年一直在外面打工,太累,去年病得不行了才回來,(CD4)只剩三十多。結果在家養了兩三個月,剛升到一百多,前兩天又去內蒙了。唉,說也沒用。”


得病後這二十年來,王海燕雖然沒怎麼出過駐馬店,但在村裡,重活還是幹了不少。直到近兩年上了40歲,才因為體力精力下降得厲害,轉而做一些像噴藥這樣稍輕的活兒了。“一出力氣就暈得厲害,心裡發慌,直想吐。”


“但還得掙錢不是,不然你說怎麼辦?”


這麼拼,是因為他們家去年也剛蓋了“兩層小別墅”,總共用了20萬多一點,其中有一半都是跟親戚朋友借的。“不蓋不行啊,兒子20了,說討媳婦就討媳婦的……”


好在懷上孕的時候兩人還沒開始賣血,所以孩子生下來是正常的。小學、初中學習一直特別好,兩口子決定拼了命也要把大學生給供出來。不料學都上到了高三,兒子卻得了個怪病,一學習一思考腦殼就疼得厲害,去照了一圈片子發現裡頭有淤血塊,壓住了神經。北京的大夫說了,治也治不好,放著不管它吧。


最後小夥子只好輟學到東莞進廠打工去了。可是看病卻把這一家給看了個傾家蕩產。


“其實我們算是沒家可傾、沒產可蕩……幸虧在咱農村,哪家出點啥事了還是會互相支援一下。”


好就好在房子總算蓋完,夫妻倆的擔子也減輕了一大半。下一個五年計劃是:把兒子結婚的錢存夠,“這輩子也就差不多了。”



父親


張乾說,Y村有超過一半的新房,都是父母為到了適婚年齡或準備到適婚年齡的兒子蓋的。


到張乾家時,一家三口正坐在沙發上圍著茶几吃晚飯,父親、即將成年的小兒子和後媽。沙發是布藝的,很大,看上去能坐一打客人。


這裡的村民們似乎對闖入者的從天而降並不怎麼詫異,張乾隨口問了兩句之後,便把我帶到了飯桌上。


小兒子阿強正悶著頭扒燴麵,其間拉開腿邊的抽屜,摸出三個小密封袋,吃藥。磚紅色的長橢圓形大藥片、白色圓片和小一點的檸檬黃扁片。把藥丟進嘴裡之前他短暫地頓了頓,透過厚厚的劉海飛快掃了我一眼,然後和著水“咕咚”一聲,將小半把藥一口解決。


河南上蔡,一位艾滋患者在診所打吊針 圖/陳又禮


在坦桑尼亞時,孤兒院裡像阿強這個年紀的少年們基本都不喜歡當眾吃藥,每次非要等到夜深人靜,才躲進房間的暗處將藥吞掉。也有偷偷把藥扔掉,直到免疫力防線被病毒擊潰、發高燒感染肺炎、渾身長出紅疹才重新開始吃的。旁觀者很難想通,為什麼會有人年紀輕輕卻拿自己的健康當牌打,後來畢業班一個女生悄悄告訴我,因為她想變得和“正常人”一樣。每天一把接一把地吃藥,就算無人在旁,終歸也是提醒自己:能上學結婚生孩子又怎麼樣,到頭來還不是“怪物”一個。


飯吃完阿強就噔噔噔上了樓,一整晚都沒有再下來。


張乾嘴裡咕噥了一句:這熊孩子,小時候一天到晚哭著吵著鬧著要吃,什麼都不挑,現在長大了反而只吃那麼一丁點兒。又問我:“是不是現在小孩都這樣?瘦成乾巴猴、臉色白得像要躺進棺材裡才覺得好看?”


說完摟過桌上兒子擱在那的兩包藥,揀出幾顆來用麵湯送。


看著他那張“奔五”的國字臉,多年前的稜角和英俊欲走還留,短髮卻已經白了大半。


他說:幾個孩子從小就沒了媽,可憐得很,我不多操心,誰來操這個心?


飯後張乾遞給我一支破舊的手電筒、踩過沾滿露水的麥苗,帶我去看亡妻。他點了根菸,輕聲說:把手電滅了吧,照著太亮,不好。


女人去世的時候不到三十,體內的水分像是被蒸發掉,整個人縮成了一塊舊絹布,骨節都疼得咯吱咯吱作響。但從照片看來,風華正茂的時候還是美的,夫妻長得挺像,尤其是眼睛和嘴。


大家都說張乾過去會疼老婆,現在會疼孩子,尤其是這個小兒子。全家都帶病,但他仗著自己年輕力壯、身體底子好,竟然硬著頭皮把幾個孩子都拉扯大了。


張乾想起十幾年前,有一次家裡每個人都燒得七葷八素,他要帶兩個小孩去縣人民醫院。當年抗艾的藥物還沒出世,他們也還沒買上三輪車,得擠公交,車上有人在放豫劇,人多得擠都擠不動,根本到不了座位跟前。兩個小的拉肚子拉得站不起來,其中一個屁股上還長滿了潰爛的大泡小泡,一碰就哇哇大哭。當爸的只好手裡抱一個、肩上扛一個,還必須在剎車時騰隻手來胡亂抓一把扶杆。


那是為數不多的幾次,張乾差點就在人前淚崩。“那時我老父親剛走沒兩個月,我站在那破車裡頭,很堅定地相信:我們一家人肯定是活不下去的。”


他橫著心,腦子裡就一個想法:能讓小的多活一天就是賺一天。


小的不僅“活了下來”,還挺不甘平庸的。


這些年,村裡去過一線城市的人越來越多,張乾和王海燕都陸陸續續從他們口中聽了不少:白領們為了去哪家餐廳吃晚飯、去哪個商場逛街而愁得叫苦連天;粉領們能花上半天時間喝個幾百塊錢的下午茶;金領們寧願天天把步行十分鐘的路程堵成大半個鐘頭也要堅持開車上班,下班後又忠誠地到健身房的跑步機上揮汗如雨,再吃一份在張乾看來和“羊食”沒多大區別的有機蔬菜沙拉……有太多事情,“是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農村人把腦袋想個窟窿也想不通的。”


讓他們更想不通的是,為什麼那個聽上去“莫名其妙”的世界,讓兒子女兒都激動得無法入眠。



兒子


阿強初中畢業時就已經下定了決心,要像村裡很多年輕人一樣,到南方的大城市D去打工。進廠或是進店,只要進城就好。


去年10月,經同村的朋友介紹,阿強去了一個離家不遠的二線城市,汽修店。兩個月後卻因為工資太低,回了家。儘管如此,那六十多天還是讓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樂和自由。“就好像你念了十幾年書,最後終於拿到文憑、可以把所有課本都扔掉的感覺。”


不過對於真正意義上的文憑,村裡絕大多數年輕人都是不怎麼感興趣的,因為那個爭取的過程不但耗時耗力,而且還自帶“讀得人去掉半條命,卻還是可能在最後一刻發揮不好而竹籃打水一場空”的極大風險。


他們進城一般都是目標明確、想法簡單,第一步是養活自己,第二步是儘可能立下腳跟,最後呢,賺到一二十萬之後就攜眷榮歸故里,給老的小的蓋個房,算是光宗耀祖。


但阿強好像對成家這檔子事兒不怎麼上心。“這個階段就是要打拼,以後才好給別人當師傅,想什麼找對象呢?真搞不懂我爸,我18歲都沒到,他瞎操什麼心……”


張乾是操心,D城離上蔡兩千多里路,他把一輩子去過的地方全部疊到一起都不見得有那麼遙遠。這還不是重點,那傳聞中的光怪陸離以及吃人不吐骨頭的慾望黑洞,才是他經驗字典裡檢索不到的要命之處。“連正常小孩兒都說不準扛不扛得住,更何況他這個身體……”


“身體”這個問題,平時不提倒也還好,一提就要鬧出不愉快來。張乾的兒女們,到現在都還理解不了:為什麼當年你們要為了錢去幹這種事情?


 “不是我們一家的問題,周圍這幾個村,好多都是這種情況。小孩兒不懂事,他沒辦法設身處地替你考慮,當然,過去環境也特殊,窮成那樣,今天確實很難想象。”


其他幾個孩子,有的今年沒有回家過年,電話也沒有打。有的倒是回來了,但和他大吵了一架。阿強算是最懂事的了。張乾重複說著同一句話:現在小孩都自私得很,不會管你死活的。


張乾身上長了個小核桃般大的圓包,硬硬的。醫生說有可能是腫瘤,讓他去檢查化驗。他一直沒去,覺得如果是小事,那化驗拍片的幾百塊錢就等於白給;如果是大事,那看也看不好,看得好也不曉得要燒掉多少錢。乾脆不管了。


晚飯時他當著阿強的面,好幾次有意無意撩起袖子來看那個包,邊用指頭觸摸那光亮的表皮邊裝作不經意地說:現在幹活都使不上勁兒了,越來越疼。白熾燈的冷光下,父子二人暗中彼此打量,又慌亂地躲閃對方的目光。


偶爾阿強也會問些問題,關於北上廣深、關於城市裡的孩子怎樣長大、關於如何才能在大染缸裡問心無愧而自由地活著。此外,他還很愛聽關於坦桑尼亞小漁村裡那所孤兒院的故事,那些同齡人跟自己既相似又相異的境遇、身世啊英雄理想啊內心深處的鬥爭啊,聽得他眼珠子一轉不轉。


“不知道為什麼,明明該是八竿子打不到邊的,但聽著卻挺親切。也不能說親切,應該是有點感同身受的意思。”他看起來若有所思。



K村


農村大抵都是相似的,像那句土話說的:糧食苞谷(的價格)比你眉毛還長得慢,化肥農藥(的價格)卻比你鬍子還長得快。惟有農民一直像這暖春的麥子一樣,長勢不停,歲有榮枯。


坦桑尼亞維多利亞湖邊的小漁村K村也是如此。只不過在那裡,“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的味道比中國清淡得多。一個家庭裡親人之間關係的緊密或是疏離,很多時候取決於它的貧窮程度。


為什麼不是富裕程度呢?K村是全省最不發達的村落之一,此省又是全坦桑尼亞最不發達的區域之一,坦桑尼亞又是全世界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三千二百多人的一個村子,確實是打起燈籠來找,也找不到幾戶小康之家。


男人打魚打牌打老婆,女人種地養雞孩子。超過半數村民住著稀泥糊成的房子,屋裡除了地上鋪的乾草,徒剩四壁。就這樣的家庭,往往還特別能生,四五個算少、六七個算正常、十一二個還過得去。好在這裡小孩只要長到四五歲,就必須開始學著分擔家務。


當地還流傳著一個斯瓦希里語的順口溜,翻譯出來大意是:這裡有“三多”,醉鬼多、妓女多、艾滋病患者多。


某種程度上,1990年代的上蔡(以及其他經歷類似的地區)和坦桑尼亞的艾滋病感染情況有點類似:都與UNAIDS(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公佈的四大類“易感人群”——性工作者、靜脈注射毒品者、男同性戀、召妓者和易感人群的性伴侶——沒有絕對致命的內在聯繫。

大部分人會得病,都不是主動選擇的行為帶來的結果,他們甚至是在不知不覺中就已病入膏肓。


“那會兒農民多老實,可以說90%,不,95%的人腦子裡就沒有什麼毒品啊、出去花錢找妓女啊的概念,更不要說什麼男的還能和男的睡覺了,根本想象不出來!”最初在Y村碰到的中山裝大叔這麼說。


UNAIDS針對東南非的調查報告顯示,2014年,這四類“高危人士”加起來也只佔新感染總人數的21%,其餘79%呢?都是“剩餘群體”。在中西歐及北美、東歐及中亞、中東及北非,比例最高的分別為男同性戀(49%)、靜脈注射毒品者(51%)、召妓者和易感人群的性伴侶(41%),唯獨在非洲(北非除外),這定義模糊的“剩餘群體”遙遙領先。


只是當年上蔡的“剩餘群體”具體指哪些人,和在非洲又指哪些人,自然是大相徑庭的了。


就坦桑尼亞而言,這個問題並不太複雜。2010至2015年間,所有新感染者中,女性佔了59%;所有年輕新感染者眾中,年輕女性(24歲以下)佔了2/3,這意味著在這個年齡段,女性感染的概率比男性高了一倍;整個東南非區域,每週大約有4500個姑娘感染上艾滋病毒。另一個相關數據是:2015年的普查顯示,這個地區共有700萬15歲以下的少女,被迫成為童養媳(或者說不知道誰的第幾任小妾)——這些姑娘的男人,是HIV病毒攜帶者的並不罕見。


兩年前剛進坦桑尼亞那會兒,我還是有點瘮的,畢竟這個國家11.8%的艾滋病感染率實在有點高。結果呆了三四個月,村村店店走了不少,才發現,除了貧窮,一切看起來都正常得有些無聊。什麼哭天搶地的煎熬、深不見底的淒涼,似乎都已經成了記事簿的前一頁,算不得時事也稱不上歷史。有時走在村子裡,看看周圍那些要麼插科打諢嬉皮笑臉、要麼端一瓶汽水蹲路旁一發呆就是大半天的各種老中青年,便不由得納悶起來:根據省防疫部門公佈的2010-2015年艾滋病防控情況報告,保守估計艾滋病毒攜帶者佔總人數的18%-19%,其中三分之一處於發病期,他們都是怎麼生活的呢?


坦桑尼亞孤兒院裡的主路,孩子們剛去井邊打完水 圖/陳又禮


在K村這樣的小地方,酗酒的、癮君子、性工作者、巫婆、瘋子、寡婦和鰥夫、被丈夫毒打半生的女人,你都能或多或少從他們的臉上身上看出點苗頭,唯獨艾滋病患者,卻是平凡到幾乎平庸。


可時不時又能看到去世的人。墳墓不怎麼起眼,用土隨意堆出不規則的長方形,比地面高出二三十公分,很多時連個粗糙的十字架都不見。


奇異的是,如果死因是別的,無論是什麼,基本都會成為葬禮上最中心的話題之一,但倘若是因為艾滋病發,大家就會很默契地對此事閉口不提。久了,就連本地人也說:這個病好像是無關緊要的透明氣體,又好像成了觸碰不得的死穴。


但有一點是怎麼也蓋不過去的。假如父母雙方先後離世,那家裡的一大串小孩就成了孤兒,即便只有一方不在了,往往剩下的一個也沒有足夠的能力和財力獨自撫養子女,於是那一大串也會間接地被視作孤兒。


K村有“三多”,上蔡卻曾經有“五多”:獻血的多、得病的多、孤男寡女多、孤兒寡母多、孤寡老人多。想一想,除了獻血,其餘四點放到K村,也完全適用。


不過在這些“多”裡,“孤兒”恐怕是之最。畢竟在K村,或者說在坦桑尼亞、在東非,一個人只可能有一對親生父母,老婆可以娶到三四個,小孩呢,就真的不好說了。


對此,K村只要稍稍有點年紀的人,都知道這麼一件對“孤兒多”十分有說服力的事情:


那是1991年的時候,K村裡沒有路、沒有電、沒有自來水,連信件都很不好寄到。但有一天,村裡來了個“Mzungu(斯瓦希里語,意為“歐洲人”,但當地對所有白種人、甚至黃種人都如此稱呼),這下可翻了天,他們看著那白得反光的皮膚,就像在烈日下看到了緩緩散出不知名氣體的冰塊。


來者叫漢斯,是個頭髮花白的德國男人,已年屆古稀,是個宣教士,也是一個跨國NGO的創始人。他從達累斯薩拉姆(坦桑尼亞第一大城市)一路自駕,探訪那些明裡暗裡疾病纏身的村落。


在K村,當地的年輕人帶著他翻過好幾座小山丘,在芭蕉林和玉米地裡穿針引線,來到一個半人高的塑料棚外,失了整塊屋頂和大半拉牆壁的危房聳在棚子的不遠處,已經荒廢了很久。


村民讓漢斯進去看,他撩開油布,彎腰,半分鐘後回到日光下,掩目痛哭。


一個枯乾的老婦人陷在乾草堆裡,沒有穿衣服,只是身上搭了粗麻布,眼神迷離,已是彌留之際。嬰兒、孩子、少年和著雨季特有的泥濘、屎尿和蛇蟲鼠蟻光臨的痕跡,散佈在棚裡,嚎著要東西吃的、坐著啃生芋頭的、睡過去的、正準備燒水煮茶的、怔怔出神的,老人粗略一數,八個。


父母這兩年都發病死了,八個小孩全部帶病,家裡只剩一個奶奶,一直死撐著,現在得了腦型瘧疾,看來是不行了。


於是K村便成了這個NGO在東非紮根的第一個定點。董事會的成員一度搞不懂,為什麼漢斯會如此一意孤行,不惜一切代價也要在此建孤兒院。問他也不解釋太多,只說:你們要能親眼看到我所看到的,就明白了。


老漢斯煞費苦心從歐洲籌齊了第一筆款項、找工程師畫好圖紙並用集裝箱運來建材和設備,雛形剛成,就因為過度勞累而去世,被葬在了離孤兒院不遠的一片小樹林裡。墓邊已是雜草叢生。好在院裡他在世時種下的第一棵樹還算長得茂盛,常年開紅色小花,葉子可入茶,香氣馥郁。


坦桑尼亞孤兒院的滑梯,由美國的志願者手工修建 圖/陳又禮


K村村民對德國人並不十分待見,或許是因為曾經受過他們殖民的關係,唯獨對老漢斯,沒有任何負面的評價和記憶,他們都說:人基本都是愛錢的,為了自己活著,吃什麼穿什麼、喝什麼玩什麼,而他不一樣,他想的都是別人,而且都是窮人。



孤兒


漢斯去世後,當時帶他去看那老嫗孤兒的青年J便遵照老人的遺願,擔任院長至今。


院裡有九所房子,以外牆上漆著的不同顏色命名,117個孩子(不算那些在外上高中、大學和已經完全自立了的)以每所房子12-15個的密度居住其中,一所房子就是一個家庭。除了小孩之外,一個家庭有兩位本地婦女做監護人,年紀較大的當“媽媽”,年紀較輕的則是“姐姐”。


這117個孩子裡,將近一半是HIV呈陽性,靠著藥物身體狀況都不算糟。只是那些用來抵禦病毒入侵的藥丸和膠囊,副作用與藥效同等劇烈,服用的人需要強大的營養攝入來支撐身體內部腥風血雨的細胞戰役。院裡職員加上工人有超過兩百個,開銷極其龐大,充其量也只能做到給每個人管飽,食物是豆子、玉米麵、土豆、甘薯、飯蕉、菠菜,一星期能吃到兩小片魚,打牙祭時加一小碟炸草蜢。


珍妮在綠房子里長大,是當年老漢斯來到K村最早見到的那八個孤兒之一。她一直是院裡孩子們的典範,成績品行都無可挑剔,從首都多多馬大學的教育系畢業後,在阿魯沙(坦桑尼亞第二大城市)某私立小學教了一年書。她的人生軌跡顯得如此平穩,以至於人們幾乎都忘記了她也是POSITIVE(指HIV陽性)。


只是聽聞她變得越來越不快樂。和她關係密切的幾個女孩子說,珍妮總在抱怨那些藥物裡所含的激素讓自己發胖,看著鏡子裡日漸腫脹的臉和隆起的肚子,她像被扯進無邊泥沼。


“好像再怎麼努力,也還是變不成正常人。”這是她給綠房子裡一起長大的一個男孩子發的最後一條短信,時間是去年4月。


之後她沒有再聯繫過院裡的任何人,也沒有任何人找到過她。直到9月初,院長才得到鎮醫院的通知:珍妮從三星期前開始住院,一天前去世。


她什麼時候回到了鎮上、什麼時候開始病重、去世之前是怎樣的狀況,沒人知道。


惟一的消息來自診治過她的最後一個醫生,他說珍妮覺得自己已多年沒犯過病,情況超常穩定,便停了兩個月的藥,結果併發症一來便很凶猛。去世的時候,原本58公斤的人,只剩下了不到40公斤。


可總的來講,院裡這一小半POSITIVE的孩子們已經對此習以為常了。畢竟現在,有那麼多資訊在告訴人們,這個病不可怕,就算得了,通過定時定量服藥就可以正常結婚、享受正常的性生活、擁有正常的孩子,甚至在不久的將來,還會有完全治癒的可能。到那時,艾滋病或許變得就跟普通的肺病肝病一樣,吃些藥,開個刀,植入點什麼高科技種子,人就變得正常了。


院裡有一對患病的戀人,從小一起長大,在外面讀完職中後又重新回到孤兒院工作,就慢慢地走到了一起。他們不結婚也不同居,只是一塊兒勞作走路談天,隔些日子便生火做頓飯吃,偶爾牽牽手拍拍肩。去年是男青年的20歲生日,過完不久他就去世了,他一直按時按量服藥,生活作息也正常,當地醫生也不清楚他為什麼還會每況愈下,只說:“運氣不好,畢竟藥也不是百分之百有保障的。” 


男青年和女青年,男青年去年病發去世 圖/陳又禮


女青年如今還在,狀況還算不錯,喜歡跳舞,在院裡的小學當圖書管理員,正打算註冊個NGO教村民們識字。


我問她為什麼不結婚。


她說:“我們是沒有未來的,何必呢?慶幸在於,他和我都明白,我們的指望在天上而不在地上,寄居在這生病的外殼裡頭,20年,夠了。知道對方心裡有自己,有人說點真心話,也夠了。”


她還說,覺得生這個病沒有什麼太不好的,因為這讓她更加意識到與其蹉跎又懶散地過漫長的一輩子,或是覺得自己早晚要死乾脆破罐子破摔,不如有緊迫感地活著,恨不得把每分鐘都延長。“把喜歡看的書看完、喜歡聽的歌聽完、想去的地方找機會去一去,哪天死了,也就回家了。不遺憾。”


男青年還在世的時候,有一次病得厲害,我提了燉好的牛肉去他家裡,也聊到了生生死死的事情。那時他已經很瘦了,半倚在光的陰影裡,看上去沒什麼力氣,精神卻還可以。


“不知為什麼,可能是因為時間差不多了,現在我時常會自己想些有的沒的,比如說我會琢磨,艾滋病真的像大家想的那麼一無是處嗎?要是有一天,這病也可以輕易地治好,甚至說再沒有人會得這個病,再不存在什麼禁忌和畏懼,性啊毒啊,幹什麼都無所謂,難道這才是我們所追求的自由嗎?真有那一天,艾不艾滋都不要緊了,到時候人性中那些越來越肆無忌憚的軟弱,要怎麼來對付呢?”



生活


阿強很羨慕男青年身上的那股子持重卻灑脫的氣質,“人就是這樣,管它什麼陰性陽性的,反正得這個病也不是我們作孽自找的,幹嘛要搞得慘兮兮,就是得努力好好活著。”


父親張乾則怎麼也琢磨不透:現在有藥了能控制了病不致死了,為什麼煩心的事情卻依舊不見少?“日子還是難過。” 


前幾天張乾聽說村東頭的一家人,兒子好不容易找到了對象,倆人談得挺好,到了談婚論嫁的時候,姑娘父母來家裡一看,才剛聊了幾句,水都沒喝一口,一拍屁股就走了,從此再不許他們來往。


“不就是嫌你有這個病嗎?而且他們家只是父母有,兒子是正常的,經濟條件還不錯,人都看不上,何況我們家?”


阿強馬上要出去闖蕩了,張乾擔心得睡不好覺,不僅擔心他帶著這個病會受歧視,還擔心很多別的事情。他問我:“都說城裡人很看不上農民工,那誰家的小孩過年時回來說,連過馬路避不好車都會被人罵蠢,是真的嗎?”


這兩年,張乾才慢慢深入地體會:原來最大的難題不是生病,而是生活本身。

 

走的時候阿強騎電動車送我出村,到馬路上去趕公交。臨別時望著他,尚未成年的臉,掛了幾顆粉刺,鬍子也剛冒出來一點,淨是稚氣和天真,居然沒看出什麼憤世嫉俗。喉頭一堆話沒有說出口,最後只窩囊地在微信上給他發了句:把煙戒了,按時吃藥,在家多幫著做做家務,對爸爸好一點。


他回了個好,一個笑臉。過會兒又加了個擁抱。


那一瞬間,不知為什麼突然想起在王海燕家住的時候,第二天一早醒來,見她坐在窗邊的小鏡子前化妝,把嘴脣和臉頰都塗得紅紅的,“為了讓自己看起來有精神一點。”


我問她:昨晚睡得怎麼樣?她說:“睡眠質量一直不怎麼好,老是做夢,夢到村裡死了的那些人,醒了怪難受的。”


又想起在孤兒院那會兒,男青年去世前的半個月裡,各樣病症一齊在他身上發作,體溫高得像是骨頭深處都要焦了,他沒辦法入睡,便整夜唱詩。可到了臨死前兩天,他反而像是浴火重生,臉上眼裡都閃閃發光。他告訴很多人:哎呀,要走了,終於自由了。


(文中的王海燕、張乾、阿強均為化名)

特約撰稿 陳又禮

編輯 鄭廷鑫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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