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日本兵和“慰安婦”的兒子

Vista看天下2018-08-08 06:57:31

編者按:6月20日,日本政府向國會提交對“河野談話”出臺過程的調查報告。“河野談話”是1993年時任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婦”問題調查結果發表的談話,其中承認日軍在二戰中強徵“慰安婦”,對此表示道歉和反省。而剛出臺的這份報告稱,“河野談話”出臺過程受到韓國政府影響。報告試圖弱化“河野談話”所體現的官方立場。


十天前,中國外交部表示,中方將有關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強徵慰安婦的一些珍貴歷史檔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記憶名錄(也稱世界記憶遺產名錄)。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6月11日聲稱日方就此向中方提出抗議,並妄稱中方申報“基於政治目的”,要求中方撤回申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當天表示,我們不接受日方的無理交涉,也不會撤回有關申報。6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發評論《日本的強盜邏輯——我可以屠城,你不能出聲》。


七十多年後,當“慰安婦”三個字再次浮現在新聞上時,我們面對的不僅僅是一個個報告,更是一個個曾經或仍舊溫暖的女子、母親,甚至孩子……




69歲,活了大半輩子後,羅善學還是念念不忘找到他的日本爹。


“我是要找到他的,”羅善學自顧自地喃喃著,突然,他的聲音變得憤慨激動,喉嚨跟著一鼓一鼓,竹竿一樣的胳膊狂亂地比劃著,原本就有眼疾的左眼簡直要冒出火來,“他是要殺頭的!他不是人,是畜牲!"


這是2014年5月31日,端午節前夕,廣西桂林荔浦縣新坪鎮桂東村小谷告屯。一隻驚鳥“呀——呀”飛過,羅善學逐漸恢復了平靜。他掏出一個黑布包,搓上一小撮菸絲,開始捲菸。吸了幾口,揚起頭,重重地發出一聲嘆息,“一代背這個名,代代背這個名。背了一輩子,壞了一輩子。”


羅善學不會有下一代了,他直到現在都還是光棍。


“講(注:相親)了六個,講一個走一個,一個都不來。”煙快燒到手了,羅善學把菸頭扔在地上。妹夫武文斌給羅善學總結了打光棍的三個原因——家貧,眼疾,另外有個日本爹。


說這些的時候,羅善學一動不動地坐在門口的矮凳上,用力揮動手臂大喊,間或嘆息、發呆,有殘疾的左眼死死地將目光固定在一處。他似乎完全忘記了堂屋的另一角,坐著他的母親——90歲的韋紹蘭。她是讓羅善學“背這個名”的引子。



慰安所



韋紹蘭的房子的確是整個小谷告屯最破敗的。上世紀70年代蓋的黃泥房,樑上結滿蛛絲,窗戶用破爛的塑料布隨意糊著,風一吹就呼呼響。牆上大塊的方土磚凹凸不一,裸露的水泥地上,扔著親戚家淘汰下來的舊沙發。羅善學睡的木板床,連個褥子都沒有,直接鋪著一塊席子。堂屋一角的雞籠裡關著十幾只雞,不時發出“咕咕”聲。撒起歡的時候,揚起滿屋子灰。


午時,天氣溼熱得像蒸籠一般,太陽明晃晃的,耀得人眼前發黑。羅善學把雞放出來,鼓搗了些綠糊糊的雞食倒進食槽裡。自己也端起碗,陪著它們一起吃,依舊忘了韋紹蘭的存在。


七十年前,1944年,韋紹蘭20歲,就住在離現在不遠的小屋子中。


彼時,日軍在廣西展開了號稱“陸軍最大作戰”的“大陸打通作戰”,投入佔侵華部隊一半的兵力——40餘萬。11月3日,荔浦淪陷。


一次一次的掃蕩與躲避後,11月下旬,晚稻收割時節,為了不耽誤收成,小谷告屯的二三十個村民驚慌失措地躲進了附近牛尾衝的山洞裡。男人白天下山收割,女人養豬、照看孩子。在山洞裡躲了兩三個星期後,日本人又來了。這一次,他們沒有進村,而是悄悄把車停在山後的大路上,繞到山的另一邊。


韋紹蘭是山裡的瑤族,嫁給了漢族的羅詎賢算是“高攀”,在家的地位自然不算太高。被抓當天,婆婆讓她離開山洞,下山餵豬。結果,剛出山洞沒多久就遇上了日本兵。


“刺刀蠻長的”,90歲的韋紹蘭縮在斷了彈簧的沙發上,像是又看見了那一把把刺刀,“我想逃回去,但背孩子的揹帶被刺刀挑斷了”。韋紹蘭和女兒被帶到了山的另一側,日本兵的車正候在公路上,韋紹蘭“看到五六個被抓的婦人”,之後,鬼子們“又在路上抓了兩個婦人”。


韋紹蘭不知道自己和女兒會被帶到什麼地方。近70年後,這處神祕之地竟然仍保留著原貌——位於馬嶺鎮沙子嶺村的慰安所。


如今,院子距公路約50米,周圍幾乎被新起的民房團團圍住。院裡散落著幾間坐北朝南的房子,房子大門被泥磚堵住,業已廢棄。透過木欄窗縫,隱約能看到屋內的荒草和蛛網——若干年後,有學者和記者找到韋紹蘭時,她又帶著兒子來到這個地方,踮起腳尖,扒著窗欄這樣向裡看。院子東南和西北有兩個約20多米高的夯土建築,是當年日軍炮樓。人民公社時期,這裡被用作生產隊食堂,紅火了一陣。公社解散後,關過豬、牛。上世紀80年代,被分給周圍幾戶村民。有村民至今記得,當年日本兵在的時候,裡面總能聽到女人的哭喊。


1945年春,駐紮在馬嶺的日軍命令馬嶺村維持會會長陳秉喜徵“花姑娘”數名,供他們玩樂。據《荔浦文史》中《馬嶺的慰安所》一文記載,維持會威脅利誘,強徵新洞村三名婦女,最小的年僅14歲,並在此建立慰安所。


這些被強徵來的女子,被稱作“慰安婦”。


日本著名詞典《廣辭苑》對“慰安婦”一詞的解釋為“隨軍到戰地部隊,安慰過官兵的女人”。而更多學者給其下的定義是:二戰期間,被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性奴隸的婦女,是日軍的專屬性奴隸。亞洲各國的很多受害者,至今堅決反對使用“慰安婦”這一名詞。


若干年後,曾任日本軍醫的麻生徹男在提到日軍“暴行”、“強姦”時認為,“在大的激戰之後,好容易生存下來的人,興奮狀態特別強烈,會幹出平常的理性無法估計的事。”另有日本士兵回憶,在某佔領地“慰安婦”出現的第一天,“士兵們便排隊排到了三公里……說到三公里,就是三千人以上的士兵在排隊。當然嘍,女子大約只有十來個人”。



慰安婦



七十年後,韋紹蘭依然記得那個冰冷的金屬“東西”。在燥熱的季節,在慵懶的午後,在塌陷的破沙發裡,這樣東西在腦子裡的出現顯得怪異,又不由分說。


“一個穿白大褂,戴手套的人要我脫光衣服,要我躺著,把一個長東西塞進下面。後來它就放在床邊,我看到了,是金屬的。”被抓到慰安所的第二天,韋紹蘭她們“被”做了體檢。


這樣的體檢是為了確保“質量”。1940年2月,華北方面軍軍醫部曾頒佈《對幹部進行衛生教育順序》一文,指出,“嚴防花柳病損害身體,破壞家庭,以致亡國”。不少慰安所規定,每週檢查一次,至少每兩週檢查一次。一旦患有性病,“慰安婦”將被隔離治病,痊癒後再接待官兵。


體檢合格後,韋紹蘭和另一名女子被關進一間屋子。日本兵拿出黃色的軍裝給韋紹蘭等人穿上。需要“服務”時,比劃出一個脫衣服的手勢。


韋紹蘭至今記得第一個對她施暴的日本兵,“嘴上有一撮鬚鬚,戴著帽帽,帽頂有顆黃色星星,後面有一塊布。他拿著刺刀逼我跟他睡,我不聽他的不行啊!我還不敢哭,直到日本人離開房間,我才敢哭出來。”之後來的日本兵,有的20出頭,也有50多歲的。


這一切發生的時候,韋紹蘭1歲的女兒被擱置在房間角落裡。


從1937年戰爭伊始日本軍隊沿襲下來的“潮流”認為,在戰場上越是勇猛的官兵,越是激烈地侵犯佔領地的女子。因此,越是激烈地侵犯,越被認為是官兵勇猛的證據,“從杭州灣到南京,有一天之內兩次強姦婦女的軍士,還作為勇猛的班長得到了勳章”。


半個多世紀後,有學者拿出避孕套給韋紹蘭辨認。她還記得這些東西,“有人用,有人不用。用過之後,就扔在地上,到時候一起拿去燒……”


慰安所在中國普遍建立後,日軍明確規定,嚴禁不使用避孕套的行為。避孕套成了必備的軍需品。這種軍用避孕套上,還印著四個日本漢字,“突擊一番”。日本士兵則把它視作“鋼盔”,意為能避免性病入侵。


1942年3月30日,陸軍省經理局副官在給陸軍軍需品總廠廠長的信中寫明有避孕套等12種防疫材料,其中避孕套為1530萬隻。根據日本學者林博史的研究,這一數字是“補給基準數量”,它只是實際需求量的80%。而到了戰爭後期,由於物資匱乏,其質量也日益下降。有日本老兵稱,1945年,他在江蘇徐州當通訊兵時,上級發下來的避孕套竟然是用羊腸做的。


被輪姦的日子過了大約一個星期,嬌小的韋紹蘭被一個日軍小頭目“包”了。他把她帶到一個單獨的房間,只供他一人“享用”。韋紹蘭的女兒一哭,他就給孩子糖吃,叫她“聽話,不要哭”。


《讀賣新聞》原社會部記者三田和夫曾任陸軍少尉。他說:“在長期駐屯生活中,找個慰安婦一起過日子,覺得就像自己的老婆一樣。士兵們也不再那麼貪饞了,他們感到隨時可以解決問題。她們也因此好像成了駐屯部隊的一員。還可以比作裝飾品吧,沒有慰安婦的駐屯部隊,就像沒有點心的孩子似的不像樣子,因此士兵們很珍視她們。”


被“珍視”的韋紹蘭,同時也受到嚴格的“監控”。在慰安所這段時間,她的飯通常由士兵直接送到房間裡,出門上廁所都有人跟在後面監視。


三個月後,日軍對韋紹蘭的監管略微鬆緩下來。一個凌晨,韋紹蘭藉故上廁所,抱著女兒從廁所邊的一個小門,七拐八拐地逃出了慰安所。



“日本仔”



分不清家的方向,韋紹蘭只記得兒時村裡長輩說,迷路時要朝著太陽的方向走。


就這樣走了一天一夜。再回到小谷告屯,已是第二天晚飯時分。


羅詎賢正在屋裡煮粥,看見蓬頭垢面的妻子和女兒,先是愕然,又迅速恢復了平靜,“你回來了?我以為你不曉得回來了1


韋紹蘭大哭。她滿心委屈,又不知如何開口。


幾十年後,每次講到這個場景,韋紹蘭的臉上還是會淌滿淚水,只是圓潤的臉龐已經乾癟。


“你學壞!”丈夫羅詎賢罵她。


“莫罵她,她不是學壞的,她是被日本人抓走的,難道你不曉得嗎?幸好她乖,還逃得回來,別人逃都逃不回來……”好心的婆婆護著韋紹蘭。


羅詎賢原諒了妻子。可好景不長,幾個月後,那個在慰安所呆了三個月的女娃病死了。這是羅家失去的第二個孩子,第一個孩子幾年前就夭折了。再沒多久,韋紹蘭發現自己懷孕了!


被抓到慰安所之前,韋紹蘭的月經剛剛結束。這個孩子,不用說就知道是日本人的。韋紹蘭馬上想起,在慰安所,日軍給她們發過一些小藥片。她害怕,不敢吃,偷偷塞進了牆縫裡。這些被韋紹蘭丟掉的藥,很可能就是避孕藥。


她丟了藥,卻留了果。


“照我講是想要(這個孩子)的,照我丈夫,他是不想要的”,韋紹蘭想不通,就去吃毒藥。吃了幾次都沒死成。“死什麼,活著挺好的,”婆婆勸韋紹蘭留下孩子,“萬一以後沒生育能力了呢。”


1945年農曆7月13日,羅善學出生了。由於是早產,生下來只有四五斤。


消息一下子傳開了,村民們說,“那是日本鬼子的仔。”


鋪天蓋地的閒言碎語壓垮了羅詎賢。他又開始罵妻子,“你這個敗家婆!”


對這個“日本人的仔”,羅詎賢更是看不順眼。年幼的羅善學發現,父親總是對他大呼小叫。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出生後,他更是得不到來自父親的任何關愛,“趕圩(趕集)回來,他買些小東西,分少點給我,分多點給弟弟妹妹,我沒多心。他讓我吃雜糧,讓弟弟妹妹吃米飯,我也沒多心。直到有一次,他和我娘吵架,我偷偷聽,才曉得我不是他的孩子。”


其實這之前,早有些村裡的小孩管他叫“日本仔”,他不解——


“大伯爺,為什麼人家罵我是日本仔?”羅善學不敢問父母。放牛時,他忍不住問大伯。


“你還是小娃仔,等你長大就知道了。”大伯支支吾吾。在羅善學的一再追問下,他告訴羅善學,“你媽本來躲在山上,被日本鬼子逮住了。她就叫,你爸和我在山洞裡都看見了。你爸要衝出去救她,我把他死死摁住,告訴給他:你去了肯定被打死,人家日本兵有槍,殺你跟殺雞一樣。”


“大伯爺,什麼是日本人?”


“日本人就是……他們打進村來搶東西,要奪你的糧食奪你的牛、吃你的豬娃和雞鴨。他們要抓男的去幹活,要抓女子去給他們那個那個。你要是不答應,他就把你村子都燒光。”


“沒法子”,幾十年後,羅善學講起養父對他的態度,嘆息著,重複著這三個字。


“我爸爸恨我,因為我不是他田裡的苗。我爸爸是天,我用石頭打不著他。日本人也是天,我用石頭也打不著他們,但我只希望他們能給我媽媽賠個不是。一個人,要有良心要懂道義,如果連這個都不知道,那跟畜牲又有什麼分別?”



“站出來”



父親羅詎賢1986年去世後,葬在離家大約1公里的稻田邊,群山環繞。羅善學上墳時,總是蹲在墳上,一言不發,拼命拔草。


此時,韋紹蘭和她的子女們已經過起了貧窮但平靜的生活——


羅善學上了三年學後,就開始放牛、放鴨子,直到現在,他每天的任務還是給人家放牛。娶不到媳婦,就只好陪母親在老房子裡住著。韋紹蘭從山上採枇杷葉換錢,在當地,晒乾了的枇杷葉1斤能賣5毛錢。她家還有4只老母雞,一星期最多產20個蛋。儘管年事已高,但她身子骨硬朗,走起路來兩手撇在腿後,一步快似一步。其餘三個孩子或下崗,或在縣城打工。


2007年,這樣的生活被突然打斷,韋紹蘭和羅善學“站出來”了。


原來在2006年4月,日本政府首次承認在廣西桂林徵召過“慰安婦”,並表示應該道歉。消息見報後,有讀者向報社反饋了韋紹蘭的故事。


這之前,早有一些學者在全國各地苦苦找尋著願意“站出來”的“慰安婦”。根據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長期研究,二戰期間,全世界至少有40萬婦女被日軍強逼為性奴隸,涉及中國、朝鮮半島、東南亞各地、日本和少量在亞洲的白人婦女。其中中國至少有20萬人,她們大部分被凌虐致死;日軍在中國20多個省市設立的“慰安所”不少於1萬個,中國“慰安婦”平均“慰安”日軍官兵的比例是1比89。


日本華僑林伯耀從1992年就開始關注“慰安婦”問題,“之前的一個大會上,很多國家的受害婦女都來了。中國大陸這麼大,那麼多受害婦女,沒有一個人出面不好。我們就開始到處找。到現在20多年了,真正站出來的不到50人。朝鮮和韓國加在一起,已經有380多名了。光臺灣那麼小的地方,都有200多人了。中國是男性主導的社會,她們這些遭遇會被視作恥辱。有些受害婦女告訴我們,她們被日軍強姦,心理上受到很大傷害,之後又受到家人和周圍人的精神暴力。相比之下,後者帶來的傷害甚至更深。”


《桂林晚報》通訊員孟紹淦找到韋紹蘭和羅善學時,這段不堪回首的過去幾乎要隨著時間消散了——村裡的老人逐個故去,年輕人們忙著打工、賺錢,誰還顧得上60多年前的那次掃蕩?


縣裡的人來核實身份,問韋紹蘭是不是被日本兵抓過,她點點頭;問羅善學是不是日本兵的後代,韋紹蘭又點點頭,“她不懂這是要幹什麼,也不理解有什麼意義,人家來問,她就如實講”。


韋紹蘭和她的“日本仔”成了為數不多“站出來”的中國受害者。


2007年7月5日,中國“慰安婦”資料館在上海師範大學開館。這是繼韓國首爾、日本東京之後,全世界第三個有關“慰安婦”的紀念資料館。韋紹蘭和羅善學受邀參加。


塵封多年的記憶被突然打開。一次有學者來訪,韋紹蘭講完所有故事後,帶羅善學給丈夫上墳。她騎坐在丈夫墳頭,哭唱了半個多小時,裡面夾雜著“日本鬼”“日本兵”等詞。武文斌解釋,“簡單講,她就是告訴她丈夫,我是個好女人,你錯怪我了。”羅詎賢的墓碑上,有羅善學和其他幾個子女的名字,但唯獨少了韋紹蘭。


而兒子羅善學卻在“站出來”的過程中得到了“鍛鍊”。“他這些年去南京,又去日本,見世面多了,口才也好了。”和羅善學相熟的人在旁打趣。


而此時,在村民們口口相傳中,“阿奶(韋紹蘭)開始享福了”。有人甚至傳出,“據說還拿到了幾十萬賠償”。


“我們農村管這叫眼熱、眼紅,”武文斌不忿,“以前電視臺過來拍照什麼的,村裡人還願意配合。這些配合了的人回家就被家裡的後生罵,‘你幫她說話,她給你多少好處費啊’,後來再沒人願意說了。”


“老太太這些年其實沒像他們說的那樣,拿到什麼賠償。”攝影師張國通透露。這之前,張國通花了二十多年時間跟拍勞工和“慰安婦”,頻繁來往於中日之間,“‘慰安婦’的訴訟太難做了。這和勞工訴訟不一樣,那個原告和被告很清晰,被告是日本企業。但‘慰安婦’這個,由於沒有具體被告,只能告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每次都說,你們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已經放棄了,到現在,時效期已過。”


儘管如此,種種有關利益的傳言還是像清晨的霧氣一樣,在村子上空瀰漫著。


2014年5月31日,一個紀錄片攝製組進村的消息傳到小兒子羅善平耳朵裡。午後,他打摩的從縣城跑回村,把攝製組的人堵在了屋裡。在親戚們口中,這是韋紹蘭最疼愛的孩子。


“你們給了我母親什麼東西?”56歲的羅善平體格魁梧。1979年,他參加了對越自衛反擊戰,當了五年兵。退伍後,在荔浦縣一家罐頭廠工作。廠子倒閉後,他一直靠低保生活。母親和大哥“站出來”後,村裡人的傳言把他搞得心煩意亂,總懷疑別人送來的錢物被大哥羅善學和姐夫武文斌或騙或偷了去。


“之前我們兄弟關係還挺好的,”羅善平攥著拳頭,“現在我一回來,那個‘日本仔’就要找我打架。”更讓他不放心的是腦瓜活泛的武文斌。姐姐羅善英2008年去世後,武又娶了個老婆,住在縣城。如今他退了休,愛跳廣場舞。由於有些文化,又會說普通話,每次有民間團體或記者來訪時,武文斌總會熱心地負責外聯,充當翻譯。他小心地把之前刊登韋紹蘭故事的報紙留存下來,連同四張光盤、一些去日本時的資料一起,放在文件夾裡。等到再有人需要時,順便從中索取點兒勞務費和資料費。


羅善平闖進家門時,“日本仔”羅善學一言不發。武文斌則躲進一側的房間,不敢露頭。


韋紹蘭午覺過後出來時,小兒子已經安靜下來。他端坐在長凳上,舉止大方,彬彬有禮。


“你們以後再來要和我聯繫,我難道不是這個家的一份子嗎?”羅善平語氣平和。一直坐到天色已晚,他才搭攝製組的車回到縣城。



誰是爹?



羅善學又陷入“要找到日本爹”的念頭裡。2010年12月的東京之行,是他認為最有希望的一次。


2010年12月1日,旅居日本、一直關注中日曆史遺留問題的獨立電視製片人朱弘揣著募集到的10萬人民幣來到羅家。他要接韋紹蘭母子參加在日本東京“女性國際戰犯法庭”審判10週年的紀念活動。由於會上缺少中國受害者,韋紹蘭的案例比較典型,公開做控訴也有影響。


“我要去日本找爹了。”離家之前,羅善學告訴村裡人。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那個爹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張國通說。


據《荔浦文史》中《馬嶺的慰安所》一文記載,1944年的那個冬天,日軍侵入荔浦後,在公路沿線鄉村都派有駐軍,負責組織運送物資和維護通訊,駐紮在馬嶺鎮的日軍負責從桂林運送食鹽去柳州,共有兩個隊,三十多人,其中一個小隊駐紮在馬嶺,一個小隊駐紮在沙子嶺。但具體到哪些日本兵駐紮在馬嶺,誰經常“光顧”慰安所,則很難找到記載。更何況,韋紹蘭在慰安所度過了一段被輪姦的日子……


2010年,攝影師張國通也隨韋紹蘭母子去了日本,“對羅善學來說,這個事沒公開之前,他可能都淡忘了。但是捅開之後,他可能就會有一些想法了。我和朱弘比較很多個案後發現,韋紹蘭這個事情是很特殊的。當時戰後,東北留下了很多日本遺孤,這些遺孤不少後來都回日本了,也享受到了日本人的待遇。羅善學其實也應該屬於遺孤,但由於涉及‘慰安婦’,日本一直不承認。我們就想著,能不能也把羅善學遺孤的身份確定,這樣他也就能享受那些待遇了。”


“羅善學作為所謂日本兵的種子(日本仔)——他有資格作為一名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向日本國家提起訴訟,”朱弘的設想是,“羅善學是原告,他的老母親韋紹蘭則作為第一證人站在日本的法庭上。由此,一舉打開慰安婦問題的突破口1


朱弘堅定地認為,由羅善學遞交訴狀,可以規避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寫明的“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因為這是“半個日本人起訴日本政府”。


此行,一上飛機,羅善學就目不轉睛地看著窗外。到了機場,朱弘帶他到吸菸室吸菸。羅善學和在家時一樣,從小布包裡掏出菸絲,卷好,大口大口地抽著。坐了一個多小時地鐵,入住中日友好賓館後,他突然瘋了一樣,使勁捶著腦袋,從胸腔裡發出蘊藏已久的吼聲。羅善學在這之前的一次情緒失控發生在朱弘到小谷告屯訪問時,同樣的歇斯底里。拍攝過程中,他撲到地上嚎啕大哭,“我就因為是日本仔,連老婆都討不到。我這輩子全完蛋啦!”遠在日本,恥辱、貧困與娶不到老婆的陰影依然擺脫不掉。


“他那是情緒爆發,”張國通迅速搶拍下幾張照片,“他是來找爹的,但從小別人灌輸給他的就是,你這個爹很壞,讓你受這麼多苦。他就開始恨他爹了,想要找爹報仇。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一生的委屈和苦難都寄託在這次上面了,希望找到爹,找到老婆,改變命運。”


另一個讓張國通難忘的場景同樣發生在日本——


團隊中的一個日本翻譯是個很漂亮的女孩子。某次會談結束後,大家在會場附近吃飯。整頓飯下來,羅善學一口沒吃,死死盯著那個女孩,眼神貪婪得讓人心酸。一輩子對女人的渴望在他的目光中表露得一覽無餘。張國通碰碰朱弘,又指指羅善學。朱弘看了看,搖搖頭。


“他這個人也可憐,從小養父對他不好,眼睛壞了,養父不給他看醫生。沒怎麼讀過書,智商也低,種田都種不好,就會放牛,放了一輩子,”即便和羅善學關係很親近的人私下也略帶鄙夷,“而且他性格特別孤僻、怪異,容易歇斯底里,平常很少和人說話……不能給他喝酒,一喝酒,那股勁兒就上來了。”


同在一個屋檐下,但90歲的韋紹蘭和70歲的日本兒子羅善學越來越少說話了。他們不會談起對方,問到旁人,得到的答案就是關係不大好,也有人說以前還可以,現在不大好了。從日本回國後,羅善學和母親的關係疏遠了許多。張國通發現,在日本,別人送來的禮物和錢,韋紹蘭、羅善學和武文斌三個人,誰先拿到,立馬裝進自己箱子。他們各做各的飯,各喂各的雞,甚至各給各的雞拌食。羅善學有近十隻,老太太三隻。有時別人送來的慰問禮物也要一式兩份。來拍紀錄片的攝製組看到韋紹蘭一大把年紀,還要對著柴火灶吹火,就買了兩個電飯鍋,母子倆一人一個。


沒找到爹,可羅善學不斷設想自己找到了。想著想著,腦子混亂起來,好像就成了真事。


“我在日本找到我爹了,找到了!可他不敢來,裝病,怕我們打他。是該打,他是畜牲!”


一旁的韋紹蘭像是聽不懂兒子說什麼,也許她根本沒去聽。她依舊蜷在沙發裡,翹著手指撥拉著破舊沙發上裸露出來的線頭,像是少女在溪邊玩水。記憶把她帶回了兒時的嶺上——她和一群娃娃圍著十二爹,要他教他們唱歌謠,“你教,我們就幫你放牛”。十二爹清了清嗓子,唱得朗朗的,娃娃們也跟著學,“日頭出來點點紅,照進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不愁窮……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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