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子”還是“棄子”? “被間諜”的華裔學者,逃不出德黑蘭

Vista看天下2018-08-08 00:23:18

美伊局勢進一步惡化。

 

來自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消息稱,美國對的新一輪制裁於美國東部時間8月7日零點正式生效。伊朗隨即迴應,稱“美國定會為制裁伊朗的決定後悔”。

 

而與此同時,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的一座監獄內,華裔學者王夕越已經被關了整整兩年。伊朗當局給他的罪名為“間諜罪”和“與伊朗有敵對關係的國家進行合作罪”,刑期十年。

 

王夕越為何會入獄;在其入獄背後,有著怎樣的利益輸送與博弈?日漸緊張的美伊關係又可能對這位華裔學者的命運帶來怎樣的影響?近日《紐約時報》用長文還原了王夕越入獄全過程,Vista看天下智庫在獲得授權後,對此進行了編譯。



2016年秋天,重拾畫筆。

 

在攤開的畫本里,她用水彩勾勒出一棵參天大樹。畫中的自己與丈夫依偎著坐在樹枝上,兒子躺在丈夫懷裡,興奮地用手指著月亮。時逢中秋,樹椏後高懸著一輪澄黃的滿月。

 

沒有人知道這是曲樺記憶中的情境,還是憧憬中的未來。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現實遠比畫面殘酷得多。彼時,丈夫王夕越已被投入異國他鄉的監獄。

 

2016年8月7日,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美籍華裔博士生王夕越在伊朗被捕,關押於德黑蘭埃文監獄。2017年2月,伊朗當局指控王夕越犯下“間諜罪”和“與伊朗有敵對關係的國家進行合作罪”,並在兩月後的一審中判處他10年監禁。同年8月,二審判決駁回了王夕越的上訴,維持原判。

 

兩年過去了,曲樺始終沒有等到丈夫的歸來。

 

2016年中秋,曲樺在一幅水彩畫中,描繪了一家三口重聚賞月的畫面。(網絡圖)


一次陰錯陽差的伊朗之行

 

王夕越本不用去伊朗。

 

作為普林斯頓的四年級博士生,他的研究方向是帝國時代晚期、特別是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交的歐亞大陸歷史——總的來說,都是一些沉睡在故紙堆裡的舊事,與美國現行的對伊政策八竿子打不著,也與伊朗近100年來的狀況風馬牛不相及。然而,因為簽證被拒,他沒去成原先的目的地土庫曼斯坦。在備選的伊朗和阿富汗之間,他選擇了伊朗。

 

伊朗之行的開端順利極了。德黑蘭的德胡達語言教學中心為王夕越提供擔保,伊朗的一個領事機構也在普林斯頓的介紹信上爽快地蓋了章,批下了簽證。介紹信上清楚地表明,王夕越此去伊朗是為了進行文獻研究。他將造訪的地點也寫得明明白白:伊朗外交部檔案館和伊朗國家檔案館。

 

拿著還熱乎的簽證,穿著不久前妻子添置的羽絨服,王夕越在2016年1月25日坐上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蘭的飛機。

 

一切都安排好了,沒什麼好擔心的——他住在德黑蘭南部一個充滿活力的社區,房東是一對華人夫婦;他請了一位當地的學者,幫忙翻譯歪歪扭扭、形態各異的古波斯文,努力解讀古老的密語。況且,《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簡稱伊核協議)也於一個多星期前剛正式生效,似乎就連一貫緊張的國際關係也特意轉變風向,為他“保駕護航”。

 

用他在普林斯頓的導師、歷史學家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的話來說,那段時間,王夕越對自己的研究“如痴如醉”。他每天早晨6點起床,在異鄉的清晨與在美國的妻兒視頻聊天;簡單吃點牛奶餅乾,就坐出租車前往城市南部的外交檔案館,從早上8點一直待到關門;他還在德胡達語言中心學習波斯語,每週四節課,很快就說得有模有樣。

 


王夕越(中)是美籍華裔,他的妻子曲樺與兒子都仍是中國國籍。圖為王夕越一家共度假期。(網絡圖)


然而簡單而純粹的學術節奏沒過多久就被打亂了。

 

先是波斯新年,檔案館接連好幾周都不開門。德黑蘭的交通也爛得一塌糊塗,王夕越總是被堵得沒脾氣。6月份的齋月旋踵而至,出於對當地文化的尊重,他入鄉隨俗,也一同封齋,每日有14個小時滴水不進,直到晚上9點之後才在公寓裡胡亂地塞點方便麵和稀粥。一位好友回憶,王夕越那段時間脾氣很壞,其他人只能安慰他,“等查完國家檔案館的資料,就能回家了。”

 

可是王夕越沒能回家。與先前拜訪的外交部檔案館不一樣,國家檔案館架子大,始終對王夕越“黑著臉”,儘管他已小心翼翼地走完了一整套異常繁瑣的“入館程序”,卻連“第一扇門”都沒有敲開:他的會員申請遞交上去後就再也沒有迴音,而只有成為檔案館會員,才能讓檔案管理員以每頁6美分的價格把文件刻錄成光盤——這一步對於王夕越這樣“非常駐”學者來說至關重要。

 

一位當地學者因此提議,不妨由他代為申請,王夕越只要列出想要的文件就行。歸心似箭的王夕越覺得這也不失為一個變通的法子,況且,這位學者曾是國家檔案館的員工,想必靠譜。就這樣,那位學者幫王夕越拿到了一半文件,但當他去取另一半時,卻遭到了“老東家”的拒絕。第二天,他因此事受到警方審訊。

 

事情的發展脫離了原先的軌道,朝著一個詭異的方向疾馳而去。王夕越無意冒險,決定先回美國。他嚮導師解釋了自己研究的進展和尚未完成的內容,然後告訴曲樺:我要回家了。

 

騷擾和恐嚇外國學者,是常有的事

 

2016年8月7日是王夕越本該登上飛機回到美國的日子。

 

那天早上,曲樺接到丈夫電話,王夕越用少見的緊張語氣告訴她,有一個陌生的來電要求他去一個酒店報到,如果會面後沒有收到他的消息,就立馬通知普林斯頓。幾個小時後,王夕越的“平安電話”打來了,他說自己已經回到公寓,正在整理行李。有個伊朗人要送他去機場,他的機票在瑞士大使館的人那兒,他們將直接在那裡碰頭。

 

瑞士外交官拿著票,在機場等候。然而五個小時過去了,王夕越卻始終沒有出現。

 


20171127日,普林斯頓大學舉行集會,呼籲伊朗釋放王夕越。圖中的發言者為曲樺。(網絡圖)


此時曲樺也與丈夫失去了聯繫。想起丈夫慌張的聲音和那通詭異的電話,曲樺意識到出事了。

 

確實出事了。曲樺後來才知道,自從請那位伊朗學者代為申請檔案開始,丈夫已經接到過許多奇怪的電話,他甚至還被陌生人叫到警察局問話,護照和筆記本被搶走再被還回來。那群不斷變換的模糊面孔反覆告訴他一件事:簽證出了問題;拿著這類簽證,他是不能進行這種研究的。王夕越打電話給自己的導師,給代表美國在伊朗利益的瑞士大使館。所有人都告訴他不用擔心:伊朗當局騷擾和恐嚇外國學者,這是常有的事。

 

然而,那種“常有”的虛驚一場的好運,沒有降臨到王夕越頭上。曲樺再聽到丈夫的聲音是在普林斯頓的燧石圖書館,當時已是8月底。那個陌生號碼的電話來自德黑蘭埃文監獄,電話那頭的王夕越泣不成聲。

 

曲樺沒聽過丈夫這樣的哭聲。在她的記憶中,王夕越爽朗而外向,對世界總是充滿抑制不住的巨大好奇。曲樺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又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了碩士;王夕越則在華盛頓大學拿到歷史學學士學位,繼而在哈佛完成碩士學業。2012年,兩人結婚;2013年3月,曲樺生下了兒子少帆。與此同時,王夕越拿到了普林斯頓的錄取通知書,他將師從柯特金教授,實現自己一直以來的學術夢想。

 

2014年秋天,曲樺帶著兒子去美國與丈夫團聚,此時王夕越已隨改嫁的母親拿到了美國國籍。王夕越的中國史教授陳怡君(Janet Chen)回憶,那個秋天,“他走路的樣子都不一樣了,整個人容光煥發”。

 

1979年11月4日,美國駐伊朗大使館被佔領,52名美國外交官和平民被扣留為人質。這場危機一直持續到1981年1月20日,長達444天。圖為1980年4月25日,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就伊朗人質危機發表講話。(東方IC圖)


王夕越出發去伊朗的前一天,普林斯頓下了一場大雪,一家三口整個下午都在雪地裡玩耍。此時,曲樺不知道如何向少帆解釋那個給他堆雪人的爸爸為什麼還不回家,只能嘗試著用一種充滿希望的口吻和他溝通。少帆也確實滿懷希望,每當看到天空中有飛機飛過,總會揚著臉,開心地說:“噢,爸爸就在那個飛機上!”


Laura Secor/Adam Ferguson

©2018 THE NEW YORK TIMES



責任編輯:朱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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