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卿 慣性奔跑

人物2018-08-04 22:06:20


45歲了,在人生進入一個似乎更自由的階段後,她卻進入了一個加速狂奔的狀態,「我就覺得魚尾紋啊斑啊這些事情並不是很重要。就像是你掙脫了束縛以後,你獲得了某種自由,那種奔跑的速度帶給你的滿足感和興奮感,讓你已經不在乎說風力有多少、周邊是不是還有一些什麼東西在阻擋你。」

 




                                                                                                 文|張月

編輯|趙涵漠

圖|受訪者提供

 

 


在接近凌晨的時候,收到了董卿的採訪回覆。


她還在機房剪《朗讀者》,要熬夜了,問採訪時間能否推後兩個小時。


第二天下午,在後海的一家咖啡館見到了凌晨四點收工的董卿,短髮,淡妝,眼底有淡淡的黑眼圈。自從開始製作《朗讀者》,熬夜已經變成了她的常態,她能控制的,是儘量不要熬到天亮。


天亮太難受了,每次走出黑暗得感覺不到時間流逝的機房,看著城市在天光下甦醒,人們開始晨練、上班,她覺得自己像做了一夜的孤魂野鬼。


《朗讀者》是她第一次擔任製作人和總導演,這檔節目已經成為一個現象級的綜藝,第二季在豆瓣上的評分高達9.2。在文化的孤獨和娛樂的狂歡之間,董卿偏執地找到了一個屬於《朗讀者》的位置。 


這檔節目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正在透支她的身體。因為長期熬夜工作,她越來越瘦,白頭髮、魚尾紋、斑,這些讓大部分女性恐懼的東西一點點出現她身上。父母勸她不能再這麼熬了:你不是20歲了,也不是30歲的身體了。


董卿45歲了,在人生進入一個似乎更自由的階段後,她卻進入了一個加速狂奔的狀態,我就覺得魚尾紋啊斑啊這些事情並不是很重要。就像是你掙脫了束縛以後,你獲得了某種自由,那種奔跑的速度帶給你的滿足感和興奮感,讓你已經不在乎說風力有多少、周邊是不是還有一些什麼東西在阻擋你。


這種速度的獲得不是代價的,她不得不犧牲掉生活的其他章節。很多都不顧了,我把孩子放在上海,不管生病啊,或者是我父母生病,因為他們在上海嘛,我就可以假裝看不見,只有半夜的時候,凌晨4點、5點回到家,看一下我媽媽發回來的視頻。


她想陪孩子過個暑假,但暑假已經過去一半,孩子還沒有看到媽媽的蹤影。


會擔心對家人孩子有虧欠嗎?《人物》記者問。


董卿沉默了兩秒,什麼事情都是你選的,這個選擇是你做的,所以你只能去承受所有的一切。


工作中的董卿,不是那個在節目裡經常掉淚的柔弱女性。在她看來,工作是比命還重要的東西,那是幸福感的最主要來源。不是說我因為對自己狠,或者對節目有執念我就不幸福,也許相反,我的幸福感恰恰來源於此呢。如果不讓我過這樣的生活,我覺得是不幸福的,所以一切到最後都是你個人的選擇導致的,所謂性格即命運可能說的就是這一點吧。


董卿成長於七八十年代的上海,父母是知識分子,有著嚴苛的家教。她從小做家務,背詩詞,練長跑,在父親的求全責備中長大。父親一度不許她照鏡子,說:馬鈴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每天花在照鏡子的時間還不如多看書。


他老打擊你,然後你就會覺得自己不如別人嘛(笑),你必須要做的比別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


父親勤奮、苛刻、固執,這些曾經傷害過她的特質,後來分毫不差地在董卿身上生長出來。像宿命一般,她發現自己和父親變得越來越像,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她成長的時代同時也是中國發生劇變的轉折路口,人們的命運和際遇突然多了各種可能性。你可以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輩們過得更好。而你的確也抓住了一些機會,所以你會變得越來越緊張,你獲得的越多,你的負擔也越大。機會是我覺得最寶貴的東西。還有就是證明自己。


在央視巨大的舞臺上,那個不敢照鏡子的小姑娘後來終於證明了自己。站在舞臺中央,她早就超越了父輩的期待,但發現自己已經停不下來。那是一種奔跑的慣性,只能繼續奔跑下去。


在工作不能填滿的日子裡,偶爾也會覺得孤獨。有很多次,春晚結束,所有的熱鬧都散場,董卿一個人走回家,不知道要做什麼。前段時間想去看《邪不壓正》,想半天想不出有誰能陪她去看。


她曾經一個人去看了8個小時的《如夢之夢》,看4個小時,出來一個人吃頓飯,再回去看4個小時。這些人生的寂寥時刻是她在奔跑後的中場休息,和她的工作一樣,她早已習慣了一個人完成一切。


後來你會慢慢明白,任何時候都會過去的。絕望的時候,它也就是這樣一段時間,就過去了。愉悅得像沐浴在金色的陽光裡,它也就是一段時間,它也會過去的。絕望的時候不那麼絕望,高興的時候也不要那麼高興,是你慢慢會學會的。

 

 以下是她的口述。


 

                                            

1


這一季《朗讀者》開始的時候,我焦慮得不得了,因為第一季反響太好了,盛名之下,你還能怎麼去做第二季?第二季的開篇,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難,不光是經費的問題,很多別的困難。但我覺得還是咬牙要做。


為什麼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難去做這件事情呢?


因為有很多人在等,很多人會問,怎麼沒了?可能也許是我自作多情,我就覺得在中央電視臺這個平臺上,或者在今天的中國電視的這個行業裡邊,還是應該有《朗讀者》第二季的出現。它應該繼續往前走,讓喜歡它的人看到。


和其他節目比起來,《朗讀者》的意義在於是能夠見人,我覺得所有的藝術創作裡面,最觸動人心的就是人,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寶貴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質還有人的遭遇,這個是我能夠傾注我所有的心血去做的。


我對內容有一種別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熱,比如說我們的嘉賓採訪大約是兩個小時,兩個小時意味著聽打稿下來就可能是在2萬字左右,甚至3萬字。我要把那個2萬字的稿子反覆看幾遍,因為劃稿子的時候已經和錄製的時候隔去很長的時間了,然後你還要再回憶當時的狀態,他的語速,你要進入到他的講話的一個語境當中,要想象他好像還在你的對面,然後根據那個語境開始劃稿,把2萬字劃成2000字。我有很強烈的完美主義,接近強迫症的邊緣吧(笑),每一個字都是我一個一個劃出來的,多一個字少一個字都會覺得不舒服。


做後期就是在機房裡一宿一宿地熬,你知道電視是一幀一幀畫面做出來的,那個畫面永遠有修改的餘地,一坐十幾個小時可能就坐過去了。


你問我有沒有發過脾氣,我記得有一次把一個導演訓哭了。我們有一個嘉賓丘成桐,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數學家,數學獎的大滿貫,像菲爾茲獎,克拉福德獎,這些都是所謂數學界的諾貝爾獎。他曾經是哈佛大學數學系的系主任,到現在依然活躍在世界的數學領域。我覺得這樣的嘉賓能夠請來很不容易,來了以後,他朗讀《歸去來兮辭》,大屏幕上用豎版把讀本打出來,跟隨他的朗讀,一行一行字出現,但那個字幕和朗讀的速度永遠對不上,一遍、兩遍、三遍,那個科學家很耐心,一遍讀、兩遍讀、三遍讀。


整個結束之後,我記得我當時特別的憤怒。我就說太不專業了,怎麼可以這樣去浪費大家的時間,我說你知道丘成桐對世界意味著什麼,如果你沒有敬畏心,我說你不配做這個節目組的導演,他的時間是以分秒來計算的,因為我們耽誤了他很多時間,他的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三個小時,那也許就是人類的一大步,對嗎?


當時發完脾氣過後我也會有點(內疚),別人就慢慢變得有點害怕你了。我可能太以專業性為目的,這個可能會讓我不經意傷害到不少原本很喜歡我的那些人。


我們最後一場錄製是在今年的6月9號,錄完最後一個嘉賓,時針已經指向了6月10號的凌晨2點了。大家就稍微慶祝一下,在現場開了一瓶香檳,然後切蛋糕、拍照,很多工種就散了。


最後20幾位核心導演留下來,就在舞臺上,我說每個人都說幾句話吧,平時都是你們在聽我說,現在我也很想聽你們說。到了告別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每個人身上都有故事,有人說著說著就哭。我們這一年多的時間,團隊裡有人離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寫論文、答辯,大家都是焦頭爛額的過程。


這些他們平時都不敢跟我講,我才知道自己實在不是鄰家大姐姐的那種領導風格。我也覺得很內疚,原來可能覺得這人沒有投入足夠的精力,做得不夠好。因為我不允許自己這樣,所以讓他們什麼都不敢跟我講。我就覺得有點愧疚吧,畢竟團隊大家也都很努力。但是我依然覺得,走完這個過程,最終的收穫是他自己,不管這個過程當中你是表揚他也好,責備他也好,成長是最重要的。   


《朗讀者》對我自己也是一樣的,最大的收穫就是你發現你還有成長的可能。哎,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經做到頂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聽到這個話,其實每個人依然有成長的可能,這個成長不只是在專業領域,還有很多別的方面。


 

 

2


《朗讀者》請過一位嘉賓吳孟超,是中國著名的肝臟外科醫生,他讀的是張曉風的那篇《念你們的名字》,寫給醫學院的學生的,你需要學習多少東西才能使自己免於無知,你要怎樣自省才能在醫治過千萬個病人以後,使自己免於職業性的冷漠和麻木。其實任何職業都要提防職業性的冷漠和麻木。


我在2012年的時候,就遇到了這種所謂的職業性的冷漠。那段時間蠻痛苦的,就是所有交到你手上的節目,你覺得都是一樣的。那些娛樂節目——我不知道這樣說好不好——現在有時候看那些節目,依然會覺得那只是在做無謂的消耗。那時候我還遠遠不知道未來有《朗讀者》的出現,但是我已經知道有些節目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樣重複。


我在中央臺安身立命十六年,最驕傲的一點是我100%的投入,但2012年我發現我做不到了,你會覺得特別痛苦。而且這種東西出現的時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別人看不出來。因為你的職業表達是很容易遮蓋掉一些東西的,但是慢慢久了別人會知道,而且久了你會退步的。


我決定自己按一下暫停。


我從2013年的下半年開始申請美國的學校,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這中間有7、8個月的時間,所有的細節都在準備當中,在幾個學校之間反覆地選。當時晚上整宿睡不著,特別的恐懼,沒有安全感。因為你已經決定了,但是沒有人知道你決定了,你也不知道你的決定會帶來什麼。


我當時其實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就是回來沒有我的位置了,因為這個行業的競爭也很激烈,而且這個位置是我花了差不多將近20年,我才走到這一步,只有我知道我為了它付出了多少,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曾經在我心裡,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為了它什麼都不要。我不考慮結婚,也不考慮生孩子,從來沒有把任何事情看得比這件事情還要重要。


當時我父母堅決反對(出國),他們的理由是你40歲了,留學是20歲時候做的事情。我說我20歲的時候,沒有這樣一個機會,我覺得我缺失。很多人說,你在國內學學不行嘛,你停下來,你去報個什麼班,我知道那停不下來的,只要你還在北京,在國內,就會有工作給你派下來,你沒法說完全徹底地停下來。


後來就去了南加州大學。


我儘量地不去想在國內的事情,給自己多安排點課程。不上課的日子,就漫無目的地在學校裡溜達,覺得陽光好得刺眼。


在國外讀書的日子,其實就是克服那種恐懼感的過程,讓自己真正地平靜下來。那時我連微信都沒有,只偶爾地看手機新聞報,iPad只有兩個界面,一個是英漢辭典,還有一個是菜譜,因為我要自己做飯。我讓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地規律,不管是在學校有人認識你還是沒人認識你,都讓自己覺得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不管在課堂上能提問還是不能提問,聽懂了還是沒有聽懂,都讓自己不要焦慮。


這個過程,你不能說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靈。慢慢地,真的就切換到了非工作模式,一天、兩天,半年、一年,你就不會想著我要去工作。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是你離開了一個你很愛的人,時間讓你慢慢不那麼想他了,不是說不愛了,也不是說遺忘了,只是不那麼想了。你每天有更多的時間想別的事情。


打破平靜的是哈文的一個電話。2015年春節前,她給我打電話,說讓我主持春晚,我覺得不太可能,當時已經有整整一年沒有化妝,沒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慮穿哪條裙子還是哪條褲子的問題,我不在那個狀態了,不知道還能不能以很好的狀態回到舞臺上。


所以我就拒絕了,後來她又追了兩個電話回來。你知道那個時候在那麼遙遠的地方,組織上對你這麼信任,說你一年沒有站在這個臺上了,依然邀請你回來參加最重要的這個節目,你的心裡還是會有很大的安慰和滿足,覺得好像大家還很惦記你啊,於是就回來了。


那年主持春晚感覺很神奇,覺得很開心,就像是久別重逢。你發現有些東西是在你的血液裡的,就像你學會騎自行車,你可能十年不騎,你還是會騎。你掌握了某種語言,可能你很久不說它,你還是會說,就是這種感覺。


我當時還有一種感覺,如果再有人來找我做節目,我一定做一些我真的想做的節目,而不再只是簡單地重複過去了。所以才有了後來的《挑戰不可能》、《中國詩詞大會》,還有《朗讀者》。   


 


3


在主持了十三年春晚之後,2018年沒有主持春晚,其實挺意外的。


除了意外,就是有些捨不得,好像還沒有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離開這個舞臺。之前也聽到了一些傳聞,因為按照我們的經驗,到一定的時候就應該會有通知要上春晚,然後也沒有得到這個通知嘛,慢慢地想到大概就是這麼回事兒了吧。


有很多朋友來安慰我,大家也都是因為喜歡你嘛,就說怎麼會這樣,你要在調整自己的時候,還不得不拿出很多的精力去安撫別人(笑)。


那年春節是和爸媽一起過的, 我們就全家一起在家裡做的年夜飯,看了春晚,然後休息,特別正常的一天。家裡的氣氛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因為不做春晚的那種心理上的波動在春節之前就已經慢慢過去了。


很多人說我去美國讀書是自動的一個剎車,現在想來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那個時候你已經在磨鍊了,內心也在翻滾,也在煎熬,但是慢慢地,你能放下恐懼和擔憂,這個恐懼是什麼?說穿了,無非是你不能再站在中央的一種恐懼。你知道自己也許會走下坡路的恐懼,然後你強迫自己去做一種改變,去學習、去思考,去尋找新的方向,去為未來成為更好的自己做準備。


我現在還記得2005年是第一次主持春晚,那屆郎昆是總導演,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就說咱們準備準備可以進組了,一定要保密啊,千萬不能告訴別人,就是父母也不能說啊。我憋了兩天以後,還是沒忍住給我媽打了一個電話,說你不能對外面說哦,現在還沒有公佈。當時覺得非常幸福,似乎實現了自己的一個夢想。那個時候也是先聽到了很多傳聞,說你有可能上今年的春晚噢,心裡開始暗暗的希望它的發生。到了2018年,你也是聽到了傳聞,說可能不上今年的春晚了,多有意思啊,一切都彷彿是在輪迴,發生著一些相似的場景,但是內容卻大不相同。


我真的用盡全力了,春晚沒有出現,心裡一定會有波動的,但是我還是很慶幸我做了足夠多的努力,這些努力讓你在得到的時候,覺得很踏實,然後在失去的時候,也不會有太多的遺憾,因為我已經全力以赴了。



 

4


我爸爸是農村長大的孩子,老家條件也很苦,爺爺過世很早,奶奶又是農村婦女,家裡特別貧窮。我父親骨子裡就是那種認為一定要勤奮,要刻苦才能改變命運,這是他的人生信條,這種人生觀深深地影響了我。他讓我從小要做家務,要讀書,要練習長跑,要鍛鍊你所有的獨立生活的能力。


這種嚴苛的教育可能曾經傷害過我,但是現在也覺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兩面性。我現在自己有孩子了,我還是覺得對孩子嚴格一些更好,但是現在因為工作的緣故,很少能照顧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要交給我的父母來幫我照顧,隔代的教育就會寵溺很多,很多時候我覺得沒有原則,心裡就會暗暗地糾結,我想有一天要把小朋友帶在我的身邊,我要好好地管教他。


這種教育的弊端就是讓你覺得不太自信,你必須要做的比別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如果你跟別人差不多,你就覺得自己不如別人,經常會產生出一些不安全感。還有一個就是,你不喜歡依賴任何人,你只靠自己。所以為什麼我很多時候親力親為,是我不喜歡去埋怨別人做的不夠好,我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工作當中是充滿防備的、充滿戰鬥性的。我以前累到一年做130多場,累到摔到尾錐骨第四節骨裂,然後瘸著拐著撐下來,累到生理期紊亂,整個臉全都是痘痘,再累都沒有說(掉淚)。


確實一直很緊張,我也不知道怎麼鬆馳。可能跟我的成長環境有關係,我們這一代人成長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是整個中國社會發生劇變的一個社會。就是你突然之間明白了,你可以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輩們過得更好。而你的確也抓住了一些機會,你會變得越來越緊張,你獲得的越多,你的負擔也越大。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有一些朋友,他們說你可以鬆馳一些,我說你們美國人是富裕時間太久了,所以都比較懶散。他們的確很放鬆,一週五天的工作日,一定去休假,一定週末關機。我剛去的時候被他們逼瘋掉了,週末所有的房屋中介都關機,我說我要租房子,全部是留言,不會有人回覆你,一定到禮拜一才回你。我想我們國內的中介是多麼勤奮啊,你發什麼他馬上給你找房源,(笑)。


因為不想辜負這些來之不易的機會,所以我會那麼努力,不管交給我什麼,我都能夠百分之百地超出導演的想象去完成。我並沒有覺得有比別人更強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這個事情交給我,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我們有撰稿人給主持人寫好臺本,那我一定不會完全只按照這個臺本說的,我會把只按照臺本說看成是我的一種失職。我的記憶力非常好,一個10頁紙的臺本,我大概2個小時能夠全背下來,但是,你就敢上臺了嗎?那是多麼可笑一件事情。


20年前我敢,20年前我更關注的是,我怎麼樣把我的頭髮弄弄好,我要從哪兒借套更好看的衣服,我一定要比站在我邊上的人要更白、更高、更瘦,那樣才好。但是後來,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有一天我就會覺得,這樣對嗎?可能是到了中央臺以後,對,應該是到了中央臺以後,因為你發現你準備過的一些東西得到了認可,中央臺的確是個大平臺,你的一點點優點會被無限放大。


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頭幾年也過著跟大家一樣的北漂生活,租房這些都不用再講。那時候我在西部頻道主持《魅力12》,那個頻道是新的,在華東地區不落地,我爸媽在上海根本看不到。那兩年覺得挺窩囊,就是你做得很辛苦,可是沒有人知道你在幹什麼。直到有一天,我坐出租車,司機說,你是那個《魅力12》的主持人嗎?那個節目挺好的。後來大概做了一年多之後,有臺領導在會議上說,西部頻道《魅力12》那個節目做得不錯,那個主持人也不錯,然後3套才會關注到12套有這麼一個主持人。我才知道,其實你去做了,就會有人看到,得到鼓勵之後,我會花更多的時間去做,然後會形成你的一種工作的理念。


現在的危機感可能來自於,對自己能有多少超越,跟自己之間的那種較量。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季的札記,很多都是我特別喜歡的話。生命的意義是如此厚重,無論我們怎麼樣全力以赴都不為過,因為我們生而為人,我是一個活得特別用力的人,用力不夠的話我自己會覺得不過癮,你會覺得日子似乎白過了,多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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