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廣,逃離還是逃回? | 佳作重讀

南方人物週刊2018-07-08 14: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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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逃離北上廣,還是逃回北上廣,大城市、小城市之間的比較與取捨,以及由此帶來的人群往返的潮汐,凸顯的是一代城市謀生者安全感的缺乏、“無根”的困惑。他們對於城市的未盡人意乃至糟糕之處,用腳投出了選票。無論超級城市還是中小城市的種種弊端,都呼喚著更高明的現代城市管理藝術


 本文首發於本刊2014年第377期

全文約6455字,細讀大約需要17分鐘


春節假期結束時,那些密集發往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航班或列車,似乎分外心事重重,它們所承載的複雜思緒遠甚於平常。難以計數的年輕人——哪怕僅僅統計在北上廣深謀生的白領,數目可能已超過以色列或葡萄牙的總人口——結束了中小城市的短暫居停,結束了對家鄉文化的溫習,又要回到“萬人如海一身藏”的超級都市。

 

因為感慨良多,這段旅程總是顯得比實際情況更為漫長,他們剛剛經歷了兩種生活模式的比對,有的人懷著對老家各種流俗、老套生活觀念及人際關係的厭棄,越發覺得一線城市的好,有的人迷戀於故鄉熟悉的味道、濃郁的親情和安逸的節奏,再次懷疑自己在一線城市艱辛謀生的意義,還有的人,則是兩種感受兼而有之。

 

馬年春節過後,網絡上關於大城市與小城市的比較與激辯,異乎尋常地喧囂起來。打開微信朋友圈,許多人在轉發各類與此相關的文章,隨便逮住一個年輕白領追問幾句,他會講述好幾個關於同事或朋友的故事,有的已經離開一線城市,有的還在猶豫,有的無法適應家鄉生活重回一線……

 

春節期間,網絡社區“知乎”上的一個問題引發巨大反響——為什麼現在的年輕人,大多願意到北上廣深為首的一些大城市打拼,即使過得異常艱苦,遠離親人,仍然義無反顧。在老家踏實過日子難道不好嗎?是不是這個社會的原因使大家的價值觀產生了偏差,才會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到春節長假結束的時候,接近千人蔘與回答這個問題,其中最火的一個長回覆,獲得“點贊”14000多個,這在“知乎”是非常罕見的。此回覆的作者王遠成曾在上海一家IT公司工作過幾年,為了照顧生病的母親而回到故鄉烏魯木齊,他歷數了在上海打拼的艱辛以及苦中之樂:比如見識增長,視野拓寬,而回到家鄉進入工作單位,複雜的人際關係和普遍的謀求安穩的心態讓他無法接受,他發現自己已經難以融入幾乎生活了二十年的故鄉。



“為什麼到紐約”


披頭士主唱列儂當年接受採訪,曾被問到為什麼一個英國樂隊卻要到美國發展,列儂的回答是:“在古羅馬帝國時期,當時的哲學家和詩人都要去羅馬,因為那裡是世界的中心,我們今天要來紐約,因為這裡是世界的中心。”

 

美國作家E·B·懷特則如此看待紐約的獨特吸引力:“在這麼一個濃縮的競技場上,擠滿了角鬥士、佈道者、企業家、演員、證券商和買賣人。不論你身在紐約何處,都免不了與偉大時代、輝煌事功、奇人、奇事、奇聞發生感應,它可以摧毀一個人,也可以成全他,很大程度上就看運氣。”

 

對於中國二三線城市的青年而言,北上廣深就是他們的紐約。任何帶有青春特質的靈魂,都沒法不迷戀超級大都市,它所具有的豐富、包容、新奇、魔幻、創造力,至少會有一種構成致命的誘惑。

 


上海


2008年,連畢業證都沒拿到的大專生王遠成,帶著僅有的兩千多元,從就讀的西安跑到上海,他熱愛IT行業,並覺得上海這樣的城市才有足夠的施展空間。

 

2010年,李建華結束了在合肥四年多的工作經歷,選擇到北京發展,這個河南青年從事的是移動互聯網,在二線城市,他總是找不到合適的土壤。

 

除了可以滿足青春的夢想,提供更多的可能性,超級城市對於那些反叛傳統家庭、不適應原鄉文化或性情特異的青年,也具備足夠的魅力。

 

毛姆的《月亮與六便士》中有這樣一段話:“我認為有些人誕生在某一個地方可以說未得其所。機緣把他們隨便拋擲到一個環境中,而他們卻一直思念著一處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坐落在何處的家鄉。……這種人在自己親友中可能終生落落寡合,在他們惟一熟悉的環境裡也始終孑身獨處。也許正是在本鄉本土的這種陌生感才逼著他們遠遊異鄉,尋找一處永恆定居的寓所。”通常,大城市更易於吸引這樣的遊子。

 

作家蕎麥屬於傳統家庭文化的叛逆者,他在自己的豆瓣主頁轉發了王遠成的長帖,並拋出自己的觀點:“為何遠離親人卻義無反顧?因為他們的目的就是遠離親人啊”,“現代文明就是要離開原生家庭獲得獨立。”

 

署名安雅的網友把北上廣深比喻為水草肥美之地,“起初生活艱辛、遠離父母都是為了更自由開闊生活可以接受的代價。而且……焉知遠離父母可能不是代價,而是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馬年春節過後,專欄作者毛利、朱白等人在騰訊網的“大家”欄目展開了一場辯論,毛利指斥小城市的種種流俗,朱白站在了反駁的角度。毛利說,自己出生在上海郊區的松江,正因為如此,更可以清晰看到小城的各種積弊。

 

“我仇恨小城市,仇恨生活在陋俗中,仇恨有這麼一撮人,總喜歡把別人拉到和自己一樣的泥潭,然後給你洗上八百遍腦,告訴你這種生活很不錯。”毛利以一種極端的語氣說道,“大城市的空氣很糟交通很堵,但比較起來,起碼當你身處五道口或者南京東路,沒有一個人會因為你單身、是gay、新年沒和丈夫團聚而留下來停留一秒鐘,這種情況在親戚家卻會遭到無休止的盤問。”

 

在網絡知名ID“和菜頭”看來,選擇在家鄉還是在超級城市生活,本身就是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這種選擇與其說是基於能力,毋寧說是基於性情。“在小城市裡生活,活在探照燈下,活在各種比較之中,活在千絲萬縷的關係網裡。你的價值取決於你對家族的價值,對於關係網的價值。在超級城市裡生活,萬人如海一身藏,沒有人在乎你是誰,你在做什麼。……你的價值就是你個人的價值,這裡是赤裸裸的買賣市場,你總有個價,它決定了你的生活質量。”

 

從事編劇等文字工作的柏邦妮20歲就到北京闖蕩,如今已歷十餘年,她說每年都有那麼幾個瞬間,當自己走出地鐵站,覺得驀然看到一座希望之城。即使沒有過上自己最期望的生活,她也可以“忍受北京”,“因為這座城市給了我們最珍貴的東西——可能性。當然,很多時候,可能僅僅是可能,這正是殘酷之處。”

 

中心城市的諸多誘惑,形成巨大的吸附力,新近的統計數據表明,北上廣深的人口仍在持續膨脹之中,2000萬這個關口要麼已臨近,要麼已突破。城市本身的喘息,外來謀生者的喘息,都變得粗重起來。


推一下,拉一把


在北京工作兩年以後,因為參與的一個投資項目失敗,李建華心灰意冷,捲起鋪蓋回到了合肥,那是自己讀大學並工作過的地方,有著熟悉的環境,更重要的是女友也在那裡,適合療傷。

 

在李建華回到合肥之前的一年裡,“逃離北上廣”成為幾個中心城市最熱門的白領話題,儘管一直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但越來越多的人被身邊同事、朋友迴歸中小城市的選擇所觸動,甚至有出版商開始售賣“逃離北上廣”系列圖書,分別列舉三大城市的種種“不堪”。毫無疑問,這種集體情緒與“大城市病”的日益嚴重不無關係,比如交通擁堵、空氣汙染、競爭殘酷,尤其是,以住宅租售價格為主體的生活成本不斷攀升,它們造成了北上廣深比較難看的城市居民幸福指數。



北京

 

曾有美國學者指出,促成不同城市間遷徙的,不外乎城市的推—拉作用。與中心城市的種種弊端對應的,恰恰是中小城市的優勢。不僅僅是在中國,這種“逃離大城市”的潮流在美國也有先例,甚至一直綿延至今。最近幾年,曾貼著荒涼、野蠻等標籤的得克薩斯州,以其低廉的生活成本和悠閒的生活節奏,成為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大都市青年新生活的樂土,21世紀以來,那裡的人口淨增了一百萬以上。

 

與美國青年不同的是,中國青年“逃離潮”的目的地,大多指向原生地,具有向家庭文化迴歸的趨向。正如作家蕎麥所言,原生家庭與現代文明存在著某種矛盾。遑論鄉村,即使在中國的中小城市,也大量保留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組織特徵,以親緣關係為主幹織就的熟人網絡,給予生活在其中的人以安全感和依賴感,同時,它也要求一種趨同的價值觀,扼殺著個性與創造力。

 

總體而言,在1980一代身上,既不乏擁抱現代文明的衝動,又有著未曾斬斷的與傳統文明的臍帶,不那麼宜居的超級城市稍稍體現出推力,原生家庭的拉扯效應就顯著起來。別忘了,作為獨生子女一代,他們並沒有在成長環境裡獲取足夠的獨立意識。

 

學者秦暉認為,人的天性中既包含對自由的追求,也有對安全感的需要。通常,自由與安全的內心需求此消彼長。儘管1980一代的整體婚育年齡已大大後延,他們終究到了要尋求更穩定生活的年齡,既然大城市提供不了足夠豐富的安居樂業的機遇,這一代“大齡青年”的倦鳥思歸也就不足為奇。

 

傳統社會倫理仍對1980一代有深深的影響,父母的蒼老與疾患也是“逃離北上廣深”的重要原因。2013年5月,因為母親罹患癌症,王遠成被迫離開上海,當然,踏上四千多公里歸程的時候,他不會使用“逃離”這個詞,反而帶有明顯的不捨。



“回不去”的故鄉


家境不錯的王遠成回到烏魯木齊,很快獲得了令人羨慕的職位——事業單位的準正式員工。這是與上海那家IT公司完全不同的世界,有背景的人無須奮鬥,他們躺進“編制”這把搖椅中,聊天、上網、打遊戲,做著極輕閒的差事,而臨崗合同工卻拿著最低的工資,做著沒完沒了的工作。“你努力上進根本沒用,因為誰該受到重用和提拔就是領導說了算,人脈和後臺就是一切。”母親很認真地找王遠成談心,要他學會溜鬚拍馬,不能太死板。

 

出外幾年,居然成了故鄉中的異鄉人,這絕非王遠成一人的感觸。在“知乎”那個問題的近千條回覆中,隨處可以看到對中小城市“關係重於能力”的抱怨。

 

讓王遠成無法適應的還不止這些,他感慨於各種服務行業是如此缺乏服務意識,連公共汽車都不遵守運營時間表。在上海的經歷也讓他具備了一種發現的能力——居然,周圍的親朋有著如此接近的價值觀和樂趣,他們的談資不外乎比較誰家條件好誰家孩子收入高誰家鬧了矛盾……

 

一位署名“逆風”的網友說,他回到家鄉的小縣城之後,開了一家網店,做起了電子商務,生意還不錯。這是小城鎮中的一種另類生活,基本擺脫了對於“關係”的依賴,他也不會發出王遠成的那種感慨。不過,在與自己生活過的廣州比較之後,不如意的一面還是顯而易見——文化生活匱乏,消費選擇有限,更重要的是,在包括醫療在內的公共資源方面,差距實在太大了。

 

合肥是李建華的第二故鄉,不過這幾乎已成了他回不去的故鄉。他返回合肥後僅僅停留了三四個月,就很清楚地意識到,就自己的職業屬性而言,這種二線城市根本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職位和薪資。這次停留短暫得如同一次休養,他又回到了北京,而且原本在合肥有著穩定工作的女友也隨之成為“京漂”,似乎表明了他們在這個國際大都市堅持下去的決絕。

 

這些遊子的切身體驗表明,中國的超級城市與普通城市之間,有著明顯的文化上的、軟實力上的差異,它遠非“有沒有、有幾家麥當勞”、“有沒有、有幾座萬達廣場”這麼簡單,它也不是就業可能性多與少的硬指標對比,在超級城市裡,雖然也有官本位,也有熟人社會,也有分配不公,但它的參差多態,為個性和契約精神騰出了足夠的空間,這恰恰是那些大興土木的二三線城市所不具備的。

 

一些遊子回到家鄉,見到當年的知己過上完全不同的生活,也大抵會生出失落或感傷。

 

柏邦妮在老家有一個乾姐姐,曾是一個熱愛朋克文化的青年。“我認識她的時候,也是不省油的燈,深夜我們坐在路邊抽菸,覺得自己是美麗世界的孤兒。”

 

乾姐姐後來在那座三線城市的大學裡教書,由最初的清高,漸漸就範於現實,參與到教師間的名利競爭,再後來,過上了最庸常的嫁人、生子的生活。柏邦妮春節前去姐姐家做客,覺得那裡沒有女主人的一絲痕跡了。交談中,姐姐和她說的是“配合吧,儘量配合吧”,這讓她沒法不感到惋惜。

 

在機關單位裡謀事,王遠成也不得不考慮家鄉的規則,他那篇回覆在網絡爆紅之後,他感受到了壓力,先是隱去了作者姓名,繼而那條回覆也消失了。

 

小城市如此不適,要不要回到大城市?對於那些“逃離”者而言,產生距離感的北上廣深,與小城市積弊對比下的北上廣深,似乎成了更美好的北上廣深。

 

專欄作者何三畏的一篇《北京,難以離開》,近來在網絡上也被廣泛轉發,引起共鳴。在何三畏看來,北京的種種“不好”,和它的“好”折抵過後,依然值得留下來。“儘管北京並非不存在不公,但在這裡,你隨時可以感覺到健康、向上的市場力量——按價論市,給有能力的人提供就業機會,讓勤奮的人得到更多的報酬。房子、空氣、戶口也許讓你的生活異常艱辛,但作為一個平民子弟,你無法忽視,在這個城市裡打拼,你的前景將更加公平和光明。”

 

一位名叫羅登的網友則說:“我們指著北京上海亂罵,你們不公平!你們排外!你們有準入制度!要我說,北京上海是最公平的,有能力就有得混。在看似殘酷的背後,是巨大的公平!”

 


可選擇的煩惱


“我更知道我有一天會回上海的,哪怕會變成房奴按揭。我不在乎自己是否有房,因為我有理想。”由於牽掛母親的病情,這樣的念頭還只能暫時存於王遠成的內心,而像李建華那樣付諸行動的也大有人在。

 

繼2011年的“逃離”浪潮之後,這個馬年春節前後,“重回北上廣深”成了新的潮流。很難預料,不久之後會否形成“再次逃離”的群體性選擇,並周而復始。

 

開放年代以前,中國人最後一次標誌性的大規模遷徙,應該就是知青的上山下鄉運動了。在那個年代,人被牢牢固定在戶籍所在地,假使無法從官方開具介紹信,必然“故土難離”,寸步難行。



廣州

 

當知青們的後輩長大成人,其中相當比例的人與數億農民一樣,離開原鄉。開始了對更理想生活方式的追求。即使留在故土的人,過的也是選擇之下的生活,這真夠父母一輩暗自豔羨的——年輕一代畢竟擁有了一些自主選擇的權利,這是幾十年前不敢想象的。

 

擁有選擇權的人,就多出了一項煩惱——選擇的煩惱。

 

在“知乎”那個引發熱議的問題下面,一位用戶以匿名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內心的巨大矛盾:“我經歷了逃離北上廣又逃回北上廣,逃離是想找回生活,但真的回到小城市發現工作沒有挑戰,感覺不到自己的成長,有了不安全感,於是又逃回了,覺得自己還是想奮鬥也完全可以在大城市立足。但回來又是擁擠的城市、匆忙的行人,又有點後悔了。……只能說每個人的情況都不同,這樣的問題沒有標準答案。”

 

古典是一位比較知名的職業規劃師,他覺得人的履歷是一個打開再合攏的過程——你需要在年輕的時候看到足夠多的可能,才有可能在而立之年從容地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好的生涯軌跡一般是20-35歲前以職業發展為核心,在大城市嘗試各種可能,有機會就再往上。到了35歲前後,形成穩定的對生活的定見,然後過職業—家庭—自我的平衡選擇,“你只有一日看盡長安花,才敢在某一天平平淡淡才是真。”

 

古典不喜歡“逃離”這個字眼。“對於自己內心沒有方向的人,去哪裡都是逃離,而對於生命有方向的人,走向哪裡都是追尋。”

 

《南方週末》曾在一期“逃離北上廣”的專題中寫道:在他們對城市做出選擇的背面,是城市對他們的選擇:北上廣抑或是小城市,都拒絕這批經濟上以及心靈上均處於無根狀態的人。

 

這說法太過殘酷。事實上,每一代人都有他們的生存方式,即便我們不去斷言可選擇的煩惱好過無可選擇的煩惱,至少沒必要把這一代年輕人的流動特徵悲情化。

 

“和菜頭”就在《遷徙為何》中流露出一種超然的態度:“為何留下,為何離開,更多的時候是考慮自己更能忍受哪一種生活。幸運的是,無論選擇在哪一邊,總能留下另外一邊更美好的想象,人們可以靠著這個繼續生活下去。”

 

人的流動本身,就孕育著活力與機遇,誰又能否認,在遊子們的往返之間,大城市與小城市的某種交融也在悄然進行?

 

請不要嘲笑年輕人的盲目和“瞎折騰”,生而為人,選擇自己更向往的居住地是無可指責的權利,大城市、小城市之間的比較與取捨,以及由此帶來的人群往返的潮汐,凸顯的是一代城市謀生者安全感的缺乏、“無根”的困惑。他們對於城市的未盡人意乃至糟糕之處,用腳投出了選票。無論超級城市還是中小城市的弊端,都在呼喚更高明的現代城市管理藝術。對於當代中國而言,有一種局面讓人無法接受,那就是,既失去了原有的鄉村風貌、鄉土氣息,又建成了大量的不宜居的鋼筋水泥的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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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377期

文 / 伯虎  鄭宇

 編輯 / 鄭廷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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