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者劉澤華

南方人物週刊2018-06-14 09:08:47

2013年,劉澤華在美國西雅圖森林公園內鍛鍊


劉澤華  生於1935年,河北石家莊人,著名歷史學家,曾任南開大學歷史系主任。長期致力於先秦史、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政治史、知識分子史、歷史認識論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國政治思想史集》《中國的王權主義》《洗耳齋文稿》《先秦士人與社會》等。


在對歷史的梳理和分析中,他形成了對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理解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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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美國西雅圖日落山紀念墓園,中國著名政治思想史學者、南開大學榮譽教授劉澤華躺在了一片綠蔭之中。從此,他和他所牽掛的土地隔著大洋和大陸。


5月8日,83歲的老先生去世。第一時間得知噩耗,身在歐洲的青年作家、學者熊培雲雙眼被淚水模糊。二十多年前他在南開大學讀書,拿著一本自己的舊體詩稿,冒昧地闖入劉澤華先生在南開園北村的家中,從此成為常客和“入室弟子”。


四十年來,這位學者以對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反思和批判而聞名。耄耋之年,他仍在思考、筆耕不停。


就在一年前,82歲高齡的劉澤華出版了自傳《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以樸實、幽默的語調回顧了自己八十年來的人生故事和學術心路的緣起。該書登上《南方週末》、《新京報》等各大書榜,被《中華讀書報》評為2017年5月月度好書。




曲折人生  


1935年,劉澤華出生在河北石家莊一戶農家。


他父母都是文盲。一次,母親帶著年幼的他和哥哥在路上走,迎面走來一個算命先生,對她說:這兩個孩子有福相,一定要讓他們讀書。年近七十的父親臨終時留下遺囑:無論如何要讓這兩個兒子讀書。


13歲之前,劉澤華有兩次和死神擦肩而過。一次是1947年冬,燕趙大地激戰正酣,一顆炮彈砸透了劉家的屋頂,落在他平常睡覺的土炕上。也巧,那天他睡到了隔壁母親的房間,又撞上一顆臭彈,僥倖逃過一命。


第二次是1948年,解放區土改後徵兵。劉澤華有四個哥哥:一位在戰場當差擡擔架去了,一位參加了革命,一位右眼失明,一位到華北大學做工。13歲的劉澤華成了唯一應徵的男丁。


當時要徵四人,五選四,他成了“落選者”。入伍四人中,兩位犧牲,一位受傷殘疾,另一位是他的同學,在朝鮮戰場上被俘去了臺灣,下落不明。


1949年,劉澤華考上離家15裡的中學,因交不起伙食費,不得不退學。沒想到,班主任竟幫他解決了這個難題。這一段復學經歷,讓他打心底裡對老師、對共產黨滿懷感激。當時政治活動很多,他都踴躍參加,成了積極分子。


他成為黨組織培養的對象,得到了各種學習進修機會。1956年,21歲的劉澤華被調到石家莊市委宣傳部當理論教員,那時他已是行政19級幹部,每月拿七十多元工資。1957年他參加高考,被南開大學歷史系錄取。


又紅又專的劉澤華一路好運——剛進大學讀了一年書,他就被抽調出來當助教,而他的同學們還在隔壁教室聽課。


當時,上面新調來一位工農幹部擔任歷史系總支書記,沒有任何學術基礎,卻要給學生開講“歷史科學概論”。劉澤華接到任務,和另一位青年助教一起為新書記寫講稿。


他“趕鴨子上架”,東拼西湊,買來郭沫若、侯外廬的書“速成”。這番“生吞活剝”,讓他開始對思想史萌發興趣。經校方批准,劉澤華去中山大學進修思想史,師從楊榮國先生。正值“三年自然災害”,他餓著肚子把先秦思想史讀了一遍,用功過度加上營養不良,得了嚴重的肺結核,不得不提前回到南開。


當時,他緊跟政治風氣,在報刊上發表理論文章,批翦伯贊和吳晗等“反動學術權威”。


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時任石家莊市委書記康修民寫了一篇《宋天祥打來的一顆惡毒的子彈》。宋是當時石家莊“民革”負責人。康修民通過市委宣傳部長做了劉澤華的工作,將該文以劉澤華的名義刊登在當年7月15日的《石家莊日報》,並叮囑劉澤華,不能對任何人講。


《子彈》一文開啟了石家莊的“反右”大潮。年僅22歲的青年助教劉澤華一夜間成為風口浪尖上的人物。他謹守上級叮囑,對此事守口如瓶,直到2012年才披露這樁往事的真相。


1962年9月,結婚照


“好運氣”在1960年到了頭。當時南開大學歷史繫系主任魏宏運以“走資派”之名被打倒。作為“走資派的紅人”,劉澤華開始受到衝擊,以前發表過的思想史文章成了罪狀。


“文革”爆發後,劉澤華體嘗著從雲端跌落的滋味,被抄過家,遭到同一教研室老師的誣告揭發。


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中,他開始了反思。


1971年,南開大學組織編寫教材《中國古代史稿》,劉澤華主持中國古代史部分。在編寫中,他肯定了孔子作為教育家的地位,又指出秦始皇統治中的暴虐部分。這一年,林彪事件爆發,摔死在外蒙古。



從那時起,劉澤華基本上不再參加任何政治運動,潛心讀書和思索,在日記裡寫下了自己對“文革”、對歷史的思考。


1974年,一場由姚文元提議的“法家著作註釋會議”在北京前門飯店召開。劉澤華被通知到會。該會以“以儒法鬥爭重新改寫歷史”為主題。會上,劉澤華說自漢朝“鹽鐵會議”以後就沒有明顯的儒法鬥爭了,怎麼能用儒法鬥爭改寫歷史?


一個幹部模樣的人當即打斷他的發言。劉澤華說應該讓我講完,硬是接著講。會議結束後,有人告訴他:那是“大紅人”遲群,你怎麼敢頂他啊?劉澤華說我講的是事實嘛。


與會者有馮友蘭、唐長孺、楊榮國、楊寬等一批著名學者。迫於政治壓力,許多人表了態,說了到晚年感到後悔的違心話。


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局面開始鬆動。1978年6月,史學規劃會議籌備會在天津召開,劉澤華和李澤厚是特約的兩位與會代表。會上,他做了題為《打碎枷鎖,解放史學》的發言,直指“四人幫”的“史學革命”。此文在《歷史研究》發表後反響頗大,甚至被蘇聯人翻譯成俄文,發表在蘇聯刊物上。


不到一年,他和南開歷史系同事王連升合作,發表了《論秦始皇的是非功過》、《關於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兩篇文章。在《關於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一文中,他們依據馬克思、恩格斯有關生產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說,來修正當時的極左思想。


在1979年3月底召開的全國史學規劃會議上,劉澤華被安排就《關於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一稿發言。期間,他忽然接到祕書處負責人的緊急通知,讓他別發言,並收回鉛印稿。幾小時後,他又接到發言的通知。


《關於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一文與戴逸、王戎笙的文章,成為“文革”後史學界和理論界關於歷史動力問題大討論的由頭文章。


晚年,劉澤華幽默地說:年輕時,自認為頭腦清楚,上頭說啥就是啥;到開始獨立思考,發現自己常常感到糊塗。


1980年代,劉澤華連續兩屆以壓倒性高票被選為南開大學歷史繫系主任。他在國內率先做了一系列改革:首開人權史、國民黨史,講正面抗戰,雙語教學,計算機與史學研究。


1990年,劉澤華不再擔任系主任。從南開大學正式退休後,他仍然積極讀書寫作,沒有停下思考的步伐。他常常把學生們叫到家中,一起交流探討。



歷史批判  


1979年到1982年,在對歷史的梳理和分析中,劉澤華逐步形成了他對中國古代政治文化的基本理解和判斷。


劉澤華認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是王權主義,王權支配社會的一切方面。君主依靠兵、刑之權,武力支配社會,實現“五獨”,即“天下獨佔”、“地位獨尊”、“勢位獨一”、“權力獨操”、“決事獨斷”,擁有統屬、處置社會、經濟一切的決定權。


和過往把秦作為中國專制主義之始的主流史學觀點不同,在劉澤華看來,“中國從有文字記載開始的政治思想就是君主專制思想佔據主導地位”,周代的分封制向一統集權制轉變,其內在的君主專制體制是一脈相承的。隨著歷史的進程,君主專制與相應的政治觀念不斷得到強化。


在1982年發表的《戰國諸子百家爭鳴》一文中,他提出:除了農家外,先秦的諸子爭鳴不是在“爭”什麼樣的體制,而是爭哪一種君主專制,它的歸宿點在君主專制。秦始皇完成了“大一統”,他是先秦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觀念的必然產物,並不能簡單地歸為“法家”。他其實是一個“雜家”,吸收了儒、法、道、墨等政治思想,其中“最多的是儒家,至少是儒法混合”。


1989年秋,劉澤華與母親及兩個哥哥合影


除了創造了貫徹其意志的上層建築,王權還創造了自己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作為統治階級之主體的貴族、地主和官僚,以及作為國家主要稅基的“編戶齊民”。


劉澤華對自己學術生涯感到最得意的,是1977年他根據湖北雲夢睡虎地出土秦簡,考證出戰國時期各國普遍實行“授田制”的事實。這項先秦史研究領域的發現,也為他的“王權主義”學說中“權力地產化”這一觀點提供了史實支持。


對作為“王官學”的儒學思想,劉澤華提出了最犀利的批判。同時,這也讓他遭到包括新儒家在內的學者們的批評和痛斥。


劉澤華認為,王權通過控制學術控制了士大夫的身體和生活,從西周時期的“學在官府”,到秦始皇的“以吏為師”,再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及隋唐以後的科舉取士,都是如此。王權制造並強化了儒生群體的臣民意識乃至奴性意識,儒家人格是“孩稚人格”、“主奴組合人格”。


儒家的道德追求,實際上是一種自我剪裁、自我修飾,亦即對自身之感性和個性的否定與剝奪。君子可以“獨善其身,獨行其道”,但也只是一種“退出”的自由——個體要為之付出沉重的現實利益代價。



劉澤華自信所有的結論都從史料中來。系統闡述“王權主義”理論的三卷本120萬字《中國政治思想史文集》,“不是每一個字都恰當準確,卻沒有一個字是空洞的、輕飄的”。


還是青年助教時,他就牢記南開大學歷史系泰斗鄭天挺先生的一句話——沒有兩萬張卡片的積累,不能寫書。劉澤華自稱“文抄卒”,大半個世紀積累下四五萬張卡片,“我屬於平庸之才,腦子也不好,所以我就拼命抄。”


劉澤華自認是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私底下和學生們聊天,他常會說“馬克思主義在我心中”。


三十多年來,劉澤華以南開歷史系為中心,帶出了張分田、葛荃、張榮明、林存光等一批博士和碩士研究生,他們如今活躍在全國各大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各自延續、發展著他的學說思想。


2013年7月,學者李振宏在《文史哲》雜誌發表長文《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權主義學派》,第一次正式提出這一學術界流傳甚久的說法。


劉澤華與學生劉剛一家人團聚


他認為:這一學派有著鮮明的學術個性和強烈的現實關懷,“與現代新儒家有明顯對立的學術立場,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文化抱持歷史批判的科學態度”。


劉澤華本人並不接受這一稱號,無論是來自論敵們的“棒”,還是同道同行們的“捧”。


他說自己就是個有點個性的“土老頭”,學識很少,把這麼多跟隨他學習的學生都放在“劉澤華學派”中,一是忽視了每個人的個性,二是也不尊重各自的獨創性。“有很多遠遠超越了我,我為他們的獨到創見感到驕傲。”



史學之爭  


2004年,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原道》雜誌主編陳明到南開大學做講座時,對劉澤華的學術觀點提出批評。此後十餘年間,劉澤華及弟子和新儒家展開了一場火藥味十足的論戰。


隨著“國學熱”和大陸政治儒學的崛起與高昂,這場爭論仍未熄火,頗有打“持久戰”的趨勢。


劉澤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常令人聯想起錢穆先生和他的通史名作《國史大綱》。


劉澤華的“王權主義”是延續、發展了近代史家、尤其是“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歷史傳統的反思和批判。他們一般認為:在政治上,秦以來的歷史是專制黑暗的歷史;以後兩千年裡,文化思想停滯不前,社會經濟落後,沒有進步;把中國社會的病態歸罪於孔子、老子。錢穆反對這種“偏激”否定民族歷史的傾向,他主張對本國已往歷史應抱有一種“溫情與敬意”,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歷史發展的個性與特性,不應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


在《國史大綱》中,他指出: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學術思想是發展變化著的。就學術思想而言,秦以後的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也從政治勢力下獨立。北宋學術的興起,實際上是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發展的新氣象。


錢穆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運作的背後有一個思想觀念存在。秦以後的政治社會朝著一個合理的方向進行。如銓選與考試是《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宗旨所致。這正是晚周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體現。漢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議,罷黜百家,專門設立五經博士,博士弟子成為入仕唯一正途。此後,學術地位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也常盡其指導政治的責任。隋唐統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淵源則是與孔子、董仲舒一脈相承的文治思想。歷史證明:中國歷史雖然經歷了幾百年的長期戰亂,其背後尚有一種精神力量使中國再度走向光明之路。


他所說的“精神力量”正是以儒家為主的優秀文化傳統。他認為,它才是民族文化推進的有生力量。


面對中國傳統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兩位史學家都作出了真誠、嚴肅的思考和判斷。那麼,又該如何理解他們的分歧和思想價值?


必須回到史家本身所處的時代情景和他們各自的焦慮——面對中國三千年歷史傳統這一頭龐然“巨象”,他們聚焦於何處?有怎樣的問題關懷?希望找到什麼答案?


1930年代錢穆醞釀《國史大綱》一書時,正值中華民族危亡時期。在任教西南聯大的顛沛流離中,他寫作的目的是以此重振炎黃子孫的自信心和民族情感。


他指出:“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要務,在於能在國家民族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抗戰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夠從這樣一部張揚士之人力的史綱裡汲取力量前行。


劉澤華則說,自己做政治思想研究和“文革中封建主義大氾濫有極大關係”,“我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為解析中國的‘國情’,並說明我們現實中封建主義的由來。”


看似分明的分歧背後,是中國士人一樣可貴的學術擔當和社會責任感。


這再次驗證了歷史學家愛德華·霍列特·卡爾那句名言——“歷史是歷史學家和歷史事實之間一場永無休止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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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54期

文 / 本刊記者 徐琳玲 發自上海

編輯 / 楊子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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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S:劉澤華王權主義歷史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