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穫》文本 | 燕京雜記:漂流者(孫鬱)2

收穫孫鬱2017-10-27 05:22:08


孫鬱,1957年出生。曾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北京日報》文藝週刊主編,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魯迅研究月刊》主編。主要著作有《革命時代的士大夫—汪曾祺閒錄》《寫作的叛徒》《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百年苦夢》等。




漂流者


文 | 孫鬱


【孫鬱《漂流者》刊載於2010年第1期《收穫》《燕京雜記》專欄】

04


京城裡的外來女性的漂流,也是一番風景。


1926年6月,丁玲與胡也頻在北平(資料圖片) 


知識女性在那時候來到北京,都非弱者。但留下感傷的人多多,那在文學史裡的記載為數不少。五四後,女性可以到大學讀書,於是一批有才華的女子來到古都。女子師大、北大、燕京大學等,都開始接受女性。不過,不是所有的女子都可以得到求學的機會。蕭紅、丁玲都來到這裡,結果失望而歸,留下的是挫折的記憶。丁玲當年在北京的生活很是可憐。她靠著家裡的資助,勉強混著。那時候她投考美術學校未果,只好四處求助,一會兒想到國外,一會兒要做公司祕書,但都因經濟與機緣的關係空手而歸。她在自述裡不隱瞞拮据之苦,生存在那時候成了問題。於是寫信向魯迅求救。魯迅並沒有回信,據說是聽到荊有麟的挑撥,誤以為是無聊之人,便把那信置之一邊。與自己心慕的人擦肩而過,使其有一種破滅的悲哀。她對北京失望起來,甚至怨恨著這樣的生活。丁玲寫自己在北京的生活都很悽慘。要不是胡也頻的出現,其境之苦是可想而知的。有人因此說,救人於苦海者,惟有愛情,她和胡也頻的故事真的可書可嘆,不知學者們對此是如何解釋的。其實愛情也離不開凡俗,他們還不時到當鋪裡當東西,為生計發愁。每每購置物品都盤算再三,實在不敢瀟灑。靠著家裡一點贊助在外生活,自己又沒有通天的本領,收穫的只能是困苦。她在獨處時不乏憂戚的面色,常常自問自己:難道就這樣漂泊下去麼?

 

我常常想那時候的革命,雖然有哲學的理由,其實與人們生存不下去大有關係。德國的顧彬先生說,憂鬱症者大概選擇了革命的路的很多,也許是對的。當社會無法提供那些生存的機會時,左翼的存在也許是必然的。革命有時來自漂泊者的衝動。不知有人統計過沒有,凡參與左翼文化者,有多少來自富豪之家,多少是都市的漂泊者,那數字背後一定有文章在的。知識階級的漂泊與遊民的力量一旦結合起來,是巨大的力量。而這些,我們過去不太去說。北京的流浪者與現代文學和革命的關係,說起來也大可深究的。

 

和丁玲不同的另一些青年,也非牧歌的生活。我注意到北京高校裡的女性,向來也是有叛逆性格的。許廣平、陸晶清、蘇雪林都有膽氣,文章也各有特點。自然,其間也有孱弱感傷者流,比如石評梅就是。石評梅從山西過來,很快露出寫作的才華。在外人看來有浪漫的情調,風範是美的,但你看她的文字,卻留下了痛楚的記憶。石評梅在京讀書,寫作,可是日子卻頗為孤寂。其文風裡的無奈與大的悲涼,是丁玲那樣的作家也寫不出來的。


石評梅在高君宇墓旁 


我在年輕時讀過石評梅的許多文章,很震驚於她對京城的描述。好像受到魯迅的影響,顯得異常肅殺。她用“灰城”、“死城”這樣的字眼來形容這個古老的都市,對街市與人間之情是怨懟的時候居多。石評梅自稱自己是這個古城的漂泊者,一直沒有家的感覺。天地之間,已無法逃逸,大家陷在死境裡,有什麼光熱在裡麼?她在《花神殿的一野》中寫道:

 

回想這幾年漂泊生涯,懊惱心情,永遠在我生命史上深映著。誰能料到呢!我依然奔走在長安道上,在這紅塵人寰,金迷紙醉的繁華場所,扮演著我心認為最難受最悲慘的滑稽趣劇……

 

我偶然來到這裡的,我偶然而去;可笑的是飄零身世,又遇著變幻莫測的時局,倏忽轉換的人事;行裝甫卸,又須結束;伴我流浪半生這幾本破書殘簡,也許有怨意罷!對於這不安定的生活。

 

石評梅的感傷,固然因為和高君宇愛情的悲劇,思愛過重所致,但京城壓抑的氛圍,和社會風景的漠然,也是導致其早早離世的原因吧。知識女性寫北京,悽婉的故事裡是生命的絕唱。北京的貴族與世俗之風下的人生,乃無邊的苦海。那些民國間的文字透出的氣息,實在是讓人們氣悶不已。

 

在讀那些陳舊的文字時,我也常常想,像許廣平這個青年女子,如果不是愛上魯迅,會如何選擇路徑呢?她的漂泊之苦,很快得以終結,來到大樹之下,命運就完全變了。而石評梅則只能死亡。她不及冰心與陳衡哲的運氣,難以躲到象牙塔裡存活。和她相似的還有蕭紅,那客死香港的慘象,比起她天才的文本,更讓我們這些讀者感傷不已。

 

一部現代女性寫作史,是淚流成的。不像當代的女子那麼瀟灑。民國的女子也許只有張愛玲出離了單線條的感傷,她即使獨居紐約,也能冷冷地看著他人,冷冷地看著自己。憂戚之色早被自嘲與戲謔消解了。


05

去留之間,大不相同。久居京城的人,一旦離開這裡,有時連命運也變了。自然,好壞都有。老舍因為久別京城,才成了作家,而另一些人則泥牛入海無消息了。

 

民國北京青年的生活,可謂五花八門。有一段時間我梳理周作人的材料,對他的學生沈啟無發生了興趣。這個人在進出古城之間,留下了諸多故事,似乎代表了混在江湖的另一類人物。沈啟無1902年生於江蘇淮陰,祖籍浙江吳興。後來在燕京大學讀書。那時候恰好周作人在此任教,一時成為周氏的崇仰者,但他畢業後沒有留在舊都,到南開中學去了。後來還是靠關係,回到燕京大學。這個選擇與周作人大有關係,所謂周氏有四大弟子,也是那時候傳出來的。一個外鄉人,在這個地方因為老師的緣故而得以立足,應當說能看出中國式生存的隱祕。


沈啟無 


周作人的弟子多多,亦步亦趨地模仿老師的思想與文筆,也僅此一人。汪曾祺有一次和我談到沈啟無,很不以為然,那原因是吃老師的剩飯,沒有出息,文章是無生命力的。沈啟無的學術基本從周氏那裡來,也學到一點魯迅的小說史觀,別無創建。他的小品文在韻律上暗襲周作人,連句式都是一樣的。

 

沈啟無後來在北平頗有些名氣,辦報、成立文學組織,活躍得很。日偽時期幾乎成了古都最紅的文人。周作人走在前,他緊隨在後,並高舉著老師的旗幟。可是後來因為周作人疑其搞鬼,將其逐出師門,遂在學界無法混日,失業了。他在“文革”交待的資料裡說:

 

1944年4月間,周作人公開發出《破門聲明》,免去我在文學院的職務,一時陷於失業,靠變賣東西生活。由於周作人的封鎖,我在北京無法立足,當時武田熙要拉我到武德報做事,被我拒絕。以後我便離開北京,到南京謀生,胡蘭成約我幫他編《苦竹》雜誌。

 

從北平漂到南京,沈啟無不無孤獨之感。胡蘭成開始對他是賞識的,後來卻也有微詞。張愛玲對這個周作人弟子亦印象深深。《小團圓》裡影射到胡蘭成與沈啟無的關係,印證了胡蘭成對這個新結識的文人的看法。我讀到沈啟無初到南京時的文字,覺得默然地有點孤寂,文章不像得意時的樣子。顯示了他良好的才華。人只有在拋到孤苦之境,大約才能直面蒼天,心緒裡的東西是靜謐的。

 

南方的氣候潮溼,四季不及北地爽快。秋天是沉悶的,他似乎並不喜歡。在新的城市裡只有不適,一切均不及北方爽朗與快意。他便想起京都的風來:

 

十月的天氣

南來的秋空

蒼蒼茫茫的

黃河的古道無水

我的眼睛遂有風沙的飢渴

 

這是他《南來隨筆》引的詩,內心的不安還是濃烈的。置身於陌生的世界,他忽地有無所適從的感受。人在中年還在飄泊,總是可嘆的事情。然而世道無測,也只能如此。

 

談京派文人,沈啟無算不上重要人物。他在帝京寫的文章都不能算好。但到了南京,文章似乎有所放開,甩掉了周作人的某些影子,於是自得天際,遂出佳句,那與精神的震動不無關係。比如因為胡蘭成而結識了張愛玲,對待這位女性的作品,見識是獨有的,文字亦好。    他說:

 

張愛玲的文章,我讀過的沒有幾篇,北京的書壇上還沒有《傳奇》賣,這次到南京同蘭成去建國書店買了一本再版的《傳奇》,裡面小說一時還沒有工夫讀,僅僅把再版的話讀了,接著我讀她在《苦竹》月刊上的《談音樂》,使我又聯想起她談畫的文章幾乎每一篇都有她的異彩,彷彿天生的一樹繁花異果,而這些花果,又都是從人間的溫厚情感裡洗練出來的。她不是六朝的空氣,卻有六朝人的華瞻。六朝也是一個大而破的時代,六朝的人生是悲哀的,然而對六朝人的描寫,落於平面,把人生和文章分開,沒打成一片,生活的姿態,即使描成種種形形色色的圖案,生命還是得不到解放。因為沒有昇華的作用,虛空的美,不透過感情,終歸要疲倦的,所以只能沉入枯寂。枯寂的人生,世界是窄小的,他只能造成自己的格律,用自己的理性築成藩籬,自己不願意衝破,也不願意被人家衝破,沒有智慧的靈光,只有嚴肅的知識是可怕的,人生到此,是要僵化了的,要僵化了的,不是平靜而是死滅。

 

我疑心作者也是藉著別人在講述自己。先前的為知識而知識,與生活的隔膜,至少使自己失去了什麼的。張愛玲沒有京派文人的靜謐,雖然是徹骨的冷意,也卷著市井裡的風,是我們活的人生的一部分。沈啟無意識到了活的人生的不可確定性。過去講六朝,不過象牙塔裡的吟哦,哪有什麼鮮活的血的流動?而現在,他忽地明白了張愛玲、魯迅文章的意義。只有在漂泊無根的時候,心才通往上蒼,聽到天籟。失去導師的人,回到了自己。這也是他南行的收穫。

 

晚年的沈啟無,靠關係回到了北京,內心暗喜。他被安排在大學教書,生活寧靜多了。教書中對魯迅頗多心得。他校注的《中國小說史略》,用力頗勤,很可一閱。那時候他閉口不談周作人,對魯迅倒有諸多感受。魯迅被周作人逼走,自己也是這樣。只是情形不同而已。倒是周作人一生,喜歡寧靜,絕不遊走。除了入獄幾年,一直在苦雨齋裡存活。我曾想,他的文字好,固然與安寧的選擇有關。但其文字缺乏變化,也與沒有逃逸與流浪的體驗有關?這個想法,有點可笑。但從人生的鉅變與生活的遊弋裡考察作品的內蘊,也實在是不能放過的視角。可惜這樣的文章,我們看得還是不多。



廢名


06


 

也是由沈啟無引起的話題,讀他的遺墨,忽想起廢名先生。

 

好像是在一本詩集裡,沈啟無寫到了對廢名的懷念。那時候正是抗戰的時期,周作人在北京苦住,沈啟無熱衷於辦刊與社會活動,但他們突然覺得身邊少了可愛的人物廢名,彼此都有點悵然。

 

北大南遷的時候,廢名沒有被安排在名單裡。恰好母親病故,他便匆匆趕回老家湖北鄉下。但他一去就是多年,似乎很安於這次的回遷。在周作人、沈啟無看來,廢名本不該走,留下來也許並不壞吧。不喜歡出離,是京派的許多人的心理。但那時候常態的人還是一走了之。人在只剩有被奴役的路時,還有什麼安於固定的選擇麼?漂泊是重生的可能。老舍、巴金都選擇了到異地去抗日的路。廢名則回到了自己的故鄉黃梅。

 

那是個很美的地方,水光漫漫,山有秀色。其中四祖寺與五祖寺就在其間,佛氣縷縷中藏著無量的神奇。有一年我去黃梅,特地與友人去尋找廢名的舊居。那一天的天氣很好,我們乘船涉水,河泊闊大而有趣。後登一青山,山多古蹟,前人石刻偶能見到。印象深的是這裡的名字,苦竹鎮、古角山,都帶詩味。於是恍然悟出,廢名的文好,乃天地所染,非做作之筆。廢名教書的地方給我的印象很深,那裡幽閉清靜,竹林茅舍如畫般安寧。在一個山坳邊,昔日的小學校還保留著。那是一座孤獨的老房,很堅實,上下兩層。孩子們上課在一層,二層是廢名休息的地方。房子高大,四周是天地與樹木,真的是遠離城鎮的清靜之所。據說日本人曾炸了學校,這是他後來選擇的地方。有點隱蔽,不那麼引人注意。他在這裡教書,很認真,與世是隔絕的。而那本著名的《阿賴耶識論》就是那時候寫出來的。

 

廢名是周作人最欣賞的學生。沈啟無對其也喜歡得很。但我總覺得他是和周作人周圍的人有隔膜的地方。那就是有真的山林野趣。俞平伯、江紹原、沈啟無寫山水,都是書本里的影像,或者說是士大夫情調裡的東西。廢名卻是仙氣與佛性的流盼,且有野店的泥土氣,加之五祖寺的禪風。他內在的氣息繞著周身,有生命的盤詰。廢名多年就住在五祖寺,與紅塵真的是遠的。周作人、沈啟無稱自己在北平是苦住,其實是染有雜色的,那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倒是遠離都市的廢名保持了清潔的精神。他在山林間隱住,不以俗世之樂為樂,連舊京裡的友人對此都不可思議。在那樣的時代,以這樣的方式來選擇對抗,獨自對著山林與孩子,無疑的是苦澀裡的詩意。

 

日本戰敗後,廢名被北大教授朱光潛等人力薦,得以返回紅樓。他在北去的途中,還專門去南京的老虎橋監獄看過周作人。那一天他的心情想來一定複雜,或許為老師的苦住京都而遺憾。但他自己未能陷於泥潭,總是幸運的。廢名不相信自己的老師那樣壞,心裡照舊感念著他。所以後來周氏返京後,他依然對老師照顧多多。據說過年的時候,他曾送周家一車煤炭,以解冬日之難。自然還有親近的交往,似乎先前的一切都未發生過一般。這引來意外的變故,待到1952年院系調整時,他竟從北大分出,發配到東北的一所學校去了。

 

那時候的他已經人近老年,此次漂泊,真的意外。長春的冬很冷,飲食單調,並無濃厚的學術氣息。在四面空曠的校園,一定有諸多困難。他喜歡北京,懷念那裡的學術氛圍。然而命非己定,漂流是自然的了。不久就是視網膜脫落,只好返京醫治。北京已經無家,他借住在親戚那裡。這時候他感到了自己的無用,被拋棄了一般,內心是無奈的。人至暮年,精神鬱悶,是生之大苦。他的文章越來越少,已經沒有先前的幽玄迥遠了。生活狀態也在改變人。最終也沒有躲過受辱的命運。

 

廢名幾乎和周作人同時去世,一個在東北,一個在北京。都寂寞地辭世,沒有幾個人知道。天地匆匆,人也匆匆。看那些舊事,我總有難言的感慨。在過往的歲月裡,他們的以不變應萬變,及變中的不變,都隱含著生之無奈。在那個時代,沒有多少人推崇他們的文字,可是現在我們想想歷史,在文字上給人驚喜的往往是這樣的人物。但他們是寂寞的。也緣於此,心就可能貼到泥土,聽到了上蒼的聲音。於是學會了無聲的表達。或是無法表達的表達。

 

從韋素園到廢名,時空差異是大的,人的審美亦毫不相同。但他們生前的孤寂和慘烈的影,我們這些後人能體會多少呢?在傳統裡,有的人一直在走,四處漂動著,似乎什麼也沒有找到。有的一生原地不動,卻參禪悟道者多多。可惜這兩者在民國都不易做到。我記得李叔同從浙江到閩南的路上,見兵匪之亂與生民之亂,頗為痛苦,在那次漂泊中,影響了他對塵世的印象,內心經歷著罕有的波動。民國是大動盪的時期,殊乏靜氣。文人在變故里進進退退,遭難者為多,遂有了多樣的人生。那時候人們喜談六朝之文,不是無緣故的詠歎,實在機遇如此,悽風苦雨裡,面對的只能是狹窄的空間。空所依傍,時無居所,在無路的野地,他們蹣跚地走著。我每每讀到這些人的文字,覺出隱隱的痛,而這些,是精神史裡的隱祕,要弄清它的幽曲之路,也並不容易。人生不過一種漂泊,誰也難測自己的終點。也由於此,誘惑著一代代人在沒有路的地方艱難地走著。死於路上,總比老於寓所要悲慨、壯烈。古之人如此,今人亦復如是。那與人類的天性有關還是無關呢,就不太好說了。

 

2009年10月2日於北京北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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