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人說新加坡有三大惡法?

民主與法制社陳九霖2017-07-19 05:10:40

建設法治社會是所有當代文明國家的目標,而法治社會的基石便是法律的存在。法律的目的是約束社會朝著良好的方向發展。然而,作為人類社會演進的產物,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善惡之分,也會同人類社會一樣,在總結髮展中進步。一些惡法的出現是囿於現實條件,有些現在看來是惡法的存在,在出現當時則應算是良法;而另外一些惡法的出現,則更多是人為的因素。對於這些違背道義的惡法,服從的結果只能是適得其反,無益於社會的進步。即使在當今世界,惡法仍然有著一席之地,其中,尤為典型。新加坡一貫以法規嚴厲著稱,嚴酷的鞭刑和規範到細枝末節的法律都讓世人望而生畏。而正是這個自詡為公平、正義、開放的國家,卻存在著一些令人深惡痛絕的惡法,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內部安全法》、上訴加刑以及對原則的減損了。


一、 《內部安全法》Discovery


著名的新加坡《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或稱“內安法令”,就是一部典型的惡法。新加坡憲法保障新加坡公民的基本權利,包括:其自由不可被剝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權受到法律保護;但內安法令卻賦予政府一些特殊權利,而這些特權實質上卻與憲法的宗旨相悖。


本法最重要的一項在於,政府有權不經審判直接逮捕那些所謂“危害”的嫌犯,也即“預防性拘役”。若總統確認,為了維護新加坡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有必要拘役某人,則這個人可根據內安法令被逮捕。總統的確認是逮捕的先決條件,問題是,總統是否需要充分的客觀證據以作出這種確認?通常,司法審查程序能夠對這一問題進行檢驗。然而,內安法令並沒有對總統如何確認作出客觀公正的規定。因此,判定某人是否“危害國家安全”,完全取決於政府甚至總統個人的主觀的認定,這種法律如何談得上是保障人權!

由此可見,內安法令存在重大缺陷,一是對“國家安全”的定義難以明確,二是對逮捕原因的司法審查可能無效。除了恐怖活動,新加坡官方未能明確定義國家安全所面臨的威脅究竟為何。這一點本無可厚非,因為安全形勢複雜多變,本就無法準確、窮盡地加以描述。但問題在於,內安法令沒有限制政府的自由裁量權。總統認為拘役是“必要的”,這是完全主觀的心理判斷。而在司法審查的過程中,法院難以確認怎樣的證據才可以被總統視為“有必要”,甚至,是否有證據證明“有必要”都不一定。事實上,內安法令甚至對司法審查的權力作出了限制:除了對於相關程序性要求的質疑,任何法庭不得對總統或總理遵循該法所做的決定進行司法審查。這顯然剝奪了司法機關對於國家安全案件的司法審查權,也是新加坡司法體系實際上並不獨立的力證。


新加坡的內安法令源於馬來西亞,原本旨在應對馬來亞共產黨的暴力行動,然而,卻漸漸成為當權者打壓政治對手的工具。1963年的“冷藏行動”,正是新加坡政府利用內安法令排除異己的典型例證。當年,反對黨“社會主義陣線”(“社陣”)獲得新加坡人民廣泛支持,而立法議會選舉在即,李光耀政府為防止選舉落敗,依照內安法令逮捕“社陣”成員百餘名。而政府利用該法控制輿論、威懾人民的事例更是屢見不鮮,更曾數次拘捕《南洋商報》、《星洲日報》等媒體的高層。甚至到了2017年6月14日,李光耀子女李瑋玲、在其父親死後,也公開表示“對於被迫身置此境,我們十分悲傷。我們在自己的國家感到了巨大的不安及嚴密的監視。”他們還說:“自從2015年3月23日李光耀逝世以來,我們就因為李顯龍濫用他的地位和對新加坡政府及其代理的影響力而推進其私人事項,感受到威脅。我們擔憂的是,這種體制對於防止政府權力的濫用缺少制衡。我們感到大哥(李顯龍)無所不在。我們擔心,國家機關被用來對付我們和李顯揚的夫人雪芬。情況已經如此嚴峻,以致於李顯揚感到要被迫離開新加坡。” 我無法確知新加坡第一家族成員感受到威脅以至於可能被迫出走,是源於李顯龍的“無法無天”還是對《內安法令》監視及拘禁規定的“有根有據”。但是,人們不禁聯想,連“皇親國戚”都有如此感受,何況布衣百姓呢?


總之,《內安法令》讓政府能夠公然逮捕公民,不需要明確理由,更糟的是也沒有時間限制,與法治精神和人道主義精神相悖,實乃惡法。及至當下,這一法令儼然成為了李氏家族當權者的御用工具。這類惡法存在一天,新加坡人民便沒有真正的自由可言,新加坡就不能像其政府所自詡的那樣是個“法制國家”。


二、上訴加刑Discovery


上訴不加刑,是法律對被告人上訴權的保護,其含義可以簡要概括為:第二審法院判決被告人一方提起上訴的案件,不得以任何理由加重被告人刑罰。上訴不加刑原則為各國所承認,其發生例外的情況一般都有嚴格的限制。但在新加坡,這一原則卻遭到公然蔑視,上訴失敗者被加刑數倍的案例比比皆是。


作為英國曆史上的殖民地,新加坡的法律制度屬於英美法系,適用判例法,也即遵循先例所建立的規則和原則,也就沒有對上訴不加刑這一普遍適用的原則進行明文規定。就這一問題追溯英國判例法先例,最早可見於1907年,英國法院指出,“對最高法院、上訴法院之判決的上訴,應遵循上訴不加刑原則”。英美法系的刑事訴訟過程,重視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的保障,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都設計了一套完善的程序,用以保護被告人或上訴人的權利,這是對程序正義的重視。


然而,如果上訴加刑成為普遍現象,也就從實質上損害了程序正義的實現。試想,假如上訴失敗將面臨更加嚴苛的懲罰,有多少人將對上訴這一選項更加望而卻步!而假如上訴的權利受到這種事實上的壓制,即使確有冤情,也可能選擇接受本就不公平的一審判決,從而,法律的實質正義也遭到了破壞。


在新加坡的司法實踐中,多次出現對上訴失敗者從重加刑的情況,這種做法不僅在那些特定案件中有損公平、公正,在這一判例法國家更可能形成普遍預期,令人民懼怕運用上訴的權利,對法治造成長遠而深刻的破壞。


三、減損“無罪推定”原則Discovery


“無罪推定”作為一項法律原則,其來源歷史悠久,有學者認為在古希臘的雅典和斯巴達的法律中就已有體現。該原則意為“任何人在被判有罪之前,都應視為無罪”。這意味著,法院只能根據法庭上呈現的證據論罪,不可因被告沒有證明自己無罪而認定為有罪。無罪推定原則如今已是現代法治國家刑事司法體系中通行的基本原則,是國際承認並保護基本人權的體現,也是聯合國在刑事司法領域倡導的最低限度標準。


然而,新加坡卻反其道而行之,該國對貪汙賄賂行為實行有罪推定,這是公開且明確規定的。被指控者必須證明其存在疑問的收入來源為何,若無法合理解釋來源,則其所得疑問財產即被認定為賄賂所得。通過這種“鐵腕”制度,新加坡在治貪防貪方面確有建樹,對貪汙行為採取有罪推定的例外做法甚至得到人們的肯定。但例外畢竟只能是例外。在其它領域肆意適用有罪推定原則,便是對司法公正、法治清明的破壞。即使只在這一領域應用,仍然有可能成為政府當權者排除異己的工具。


新加坡的司法程序,號稱適用“未定罪即無罪推定”的原則,但實際上,近乎於有罪推定的案例卻俯拾即是。對此,我本人有著親身沉痛的經歷。2004年發生了中國航油事件,我作為公司負責人,也感到有義務協助調查,於是,不顧我母親病危專程從中國趕赴新加坡。但新加坡警方在尚未對本人進行任何調查、訊問,甚至沒有出示證件的情況下,在機場就立即對本人進行了拘捕。未經審判,筆者就被監禁於女皇鎮監獄,該監獄條件之惡劣超乎想象,我更是在那裡經受了種種辱沒尊嚴的折磨。試問,一個未被定罪甚至未經嚴格調查審訊的人,為何遭受如此對待?在監獄中,我更瞭解到,多位所謂嫌犯都有著類似的經歷,新加坡以屈打成招的手段逼迫他們認罪,全然不顧人權,不顧公平正義。


有罪推定,也就是對嫌疑人作惡意的事先判定,它不是基於證據的理性判斷,因而,也為各國司法所慎用或禁用。這種對人們行為意圖惡意的推定,本身就與人類尊崇道義、提倡美德的善意追求相違背,絕非法治之精神。新加坡事實上傾向於有罪推定的做法,並非個例,不可不謂之為惡法。


真正的法治社會,其法律所體現的價值判斷應當符合社會成員內心的價值標準,也即法之精神應當是對道德和正義的尊崇。新加坡作為一個宣揚“自由平等”的發達國家,應當是司法公正嚴明的典範,但其司法體系卻存在種種惡法當道的現象,實在可悲可嘆。法律也分善惡,只有善法、良法才能獲得普遍的、真正的服從,法治社會之願景才能夠實現!否則,新加坡將會因為這些惡法被撕裂得粉碎。(作者是北京約瑟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世界500強企業中國航油集團前副總,清華大學法學博士)





本期主編丨王    鐔

編輯丨白易凡

審核丨阮    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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