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寇 我對已知的文學性不感興趣|一種關注

南方人物週刊蒯樂昊2017-06-12 10:13:49

圖/受訪者提供


“我們為什麼要寫作?我們寫作的初衷是對美的追求——文字之美,思想之美;其次是對平庸的深惡痛絕,這些是你拿起筆來寫東西的原因,是吧?”




早早約好曹寇做採訪,正要出門,收到他的消息:你會打摜蛋嗎?


這是5月的南京,不冷不熱,每年照例有這麼一段短暫的好時節。是日也,惠風和暢,天朗氣清,誰想讓一場倒黴的採訪誤了春日的玩耍呢?在他邁皋橋的房子裡,詩人楊黎、作家顧前,等待湊齊了腿子,即要開張。


這種牌局,家常便飯似的,在這些免除了坐班刑罰的人們之間流動。他們打牌,喝酒,在行將半醉之時,比試文治武功或者讚美在座的姑娘。我曾在一個南京的畫家工作室看到許多舊畫,幾乎都是在畫院採風或筆會時的寫生,畫面上是耳熟能詳的畫家,三五閒坐,手裡拿著牌。“一路上都在打牌,永遠在打牌。”畫家笑眯眯地說。


“南京這樣的地方,它由來已久的那種不死不活的德性也算聞名於世。這地方養人,但不發秧,想發秧的大多趕赴京滬這些名利資源豐富的地方找機會去了。”曹寇在《此時此地此人的命運》裡這樣寫過,這篇隨筆(絕對不是散文)是為某次畫展寫的,他試圖寫出一群身居南京又愛好文藝的青年人的共性:他們不願意踮起腳尖去夠世俗名利,從而只能成為命運合力之下不卑不亢的被動者,“默默無聞地愛著,一點一滴地死去。”



不當名門正派會舒服點


在寫作的武林,曹寇不是名門正派。一方面,他自覺與他們保持距離,另一方面,他們也不怎麼帶他玩。他寫了多年的專欄,從不諱言專欄曾養活了他:《南方都市報》、《新京報》、《時尚先生》、《男人裝》、《深圳特區報》、《晶報》……多到自己都記不過來。有些作家愛惜羽毛,斷不肯委身於專欄,“這也不寫,那也不寫”,曹寇不是這樣的。他的專欄就是他的生活點滴,後來都收進了他的隨筆集,比如《生活片》,以及即將面世的《我的骷髏》。


《生活片》


當然他也希望有性價比更高的寫作,他用這些功能性寫作,供養他那些自覺自為的寫作。他很少自稱“作家”,不相識的人問及他的職業,他多半含糊過去。他剛剛從內蒙烏拉特後旗回來,在為一部電影準備劇本,他的履歷裡也並不會因此增添上“編劇”二字。


烏拉特後旗在陰山之北,有一千多平方公里,警察只有區區幾人,其中一個警察,是全中國管轄面積最大的片警。因為地廣人稀,這個警察什麼都得幹,送郵件、送快遞、送包裹……他後來被公安部授予一級英模,當地政府想要宣傳他,製片人找到曹寇來創作劇本。他們不想把電影做成主旋律片,希望走公映的渠道,並參加國際電影節,於是虛構了一個故事。“我寫的是這個警察正在婚齡,他在外面混的小學同學回來了,帶來一個女人,最後女人死了,他作為警察要去處理這個案件。這不是大片,也談不上有多少懸疑,應該還是文藝片的範疇,只是借用了這個警察的身份,表現他的艱辛和孤獨,以及代入了當地的環境風貌:茫茫戈壁,年輕人全部走了,只剩下老弱病殘。”在此之前,曹寇還寫過一個關於呼格吉勒圖的劇本,前前後後在內蒙耗了一年多的時間,最後電影卻並沒能開拍。


他在豆瓣上有一本電子讀物《水城兄弟》,雖然只有兩三萬字,卻是不折不扣的非虛構,全部是藉助現場調查和採訪寫就。那是2008年轟動一時的社會案件:貴州有六兄弟,最小的被劫殺了,派出所辦案遲遲未果,五個兄弟想替弟弟討回公道,自己動手追凶,最後把凶手五花大綁抓了回來。但是警察說:你們沒有執法權,擅自羈押公民是違法的。電影導演蔡尚君的《人山人海》和曹保平的《追凶者也》都是來自這個真實的案件,其中蔡尚君還憑藉《人山人海》獲得了2011年威尼斯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獎。


《躺下去會舒服點》


這些戲劇衝突強烈的刑事案件,對曹寇來說都屬於“訂單生產”,他自己的寫作,往往是去戲劇化的,只有荒誕或諧謔的細節藏在庸冗蕪雜的日常之中,他不太能理解那些藉助社會新聞來尋找敘事線索的同行,他只寫跟自己生活密切相關的事情。即使在寫“爆頭哥”那個案子的時候,他寫的也是自己,一個無所事事、深感生活乏味婚姻無趣的無名小卒。新聞裡熱議的搶劫犯被警察一槍爆頭後屍體被移走,地面上只剩下粉筆畫的人形圖,於是“我”在群眾的圍觀下走了過去,按照“爆頭哥”死時的形狀,躺入那個粉筆畫就的輪廓。這個故事是典型的曹寇式諧謔,被收進了他的同名短篇小說集《躺下去會舒服點》。



差學生寫出了好句子


在曹寇的小說裡,主人公跟他自己之間都有著強烈的指涉,那些王奎、張亮、高敏和塘村,在他的生活中都有跡可循,他幾乎是隨意地使用著這些名字,在不同的小說裡賦予他們不同的、有時甚至是起死回生前後矛盾的命運,他的人物和情節構建,都不是嘔心瀝血的,都不是“兩句三年得”的“苦吟派”,他也聽不得其他作家要“為文學而生”的聖徒自述。


在日常生活裡,他似乎沒有多少表達欲,他說話很慢,也因為慢,常常被人搶掉髮言權。學生時代話則更少,小說裡那些見了姑娘一言不發的少年,似乎都是他自己。但他有一種冷笑話的才能,一般先把自己逗笑了。


十七八歲的時候,曹寇就在報紙上發表豆腐乾,那時候他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作文寫得好的學生,後來他自己做了中學語文老師,常常參加集體閱卷,雖然大家都知道他寫作,但是絕不會讓他批改作文。他的標準,跟教育系統是不匹配的。他甚少在班上通篇朗讀範文,學生寫了某個好句子,他會當眾讀出來。他至今還對某個差生的某個句子念念不忘,這個學生幾乎所有的科目都不及格,在作文裡,學生寫他的父親在雨中的田埂上行走:“赤著腳,挽著褲管,穿著綠色的雨披,扛一袋雪白的化肥。”


時令是農人的鐘表,下雨時撒化肥,可以很快浸潤進土壤,最易發生效力,“這就是真實的東西,準確的東西,很有畫面感。”這個沒有任何修飾的句子感動了他很久。


曹寇(右)與友人 


他不喜歡當老師,對那六年教師生涯從無美化之意。“我感到自己歧視學生,我不僅歧視差學生,也歧視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尤其是後者在參加詩歌朗誦時自動加入豐富的面部表情和身體動作時,我會感到自己的汗毛都豎了起來,不得不痛苦地閉上眼睛。然後就是憤怒。我痛恨自己為什麼要忍受這些東西。”


他在曉莊師範讀書的那幾年最愛翹課,常常泡在圖書館閱覽室裡亂翻書,期末去上課,老師問他,“你是誰?”


後來他脫產上了南大的作家班,印象裡也沒怎麼上過課。家裡親戚認為他不務正業,不積極要求上進,後來發現他靠寫作也能養活自己,也就不多說什麼了。


消解掉作家的崇高性,在他是一種本能。家族裡曾經最顯赫的文化人,在出版社擔任副主編的舅舅,保持著老一代人的寫作風格和寫作水平,讓他幫忙寫個書評捧捧場,他評“附庸風雅”,舅舅氣得一年沒搭理他。



文化斷裂及一切已知的文學性


韓東說曹寇“正處於大師的青年時代”,評價相當高。曹寇自己的迴應是,“我理解這是韓東對廣告學的認識,韓東夸人是要把人誇殘廢的這種,他覺得既然要誇一個人,為什麼不好好地誇一下呢?”當時韓東正在編《斷裂叢書》,曹寇入選。在此之前的1998年,朱文在文化界發起了“斷裂問卷”調查,當時曹寇還年輕,並沒有參與答卷,但這個問卷中的很多問題卻擊中了他。


“比如你怎麼看待魯迅?魯迅的寫作對你有沒有影響?很多作家答了,有人說有影響,有人說沒影響。韓東答:魯迅就像老石頭,又臭又硬。還有一道問題是如何理解世面上幾本主流的文學刊物,我只記得朱文的回答,他說那就是特供給一批知識分子集中手淫的地方。”


“斷裂”試圖釐清中國從五四、到“文革”、再到改革開放之後的文化斷裂,並探討重建連接的可能性,但它也觸發了對中國文學各種荒誕性的反思。“我們為什麼要寫作?我們寫作的初衷是對美的追求——文字之美,思想之美;其次是對平庸的深惡痛絕,這些是你拿起筆來寫東西的原因,是吧?現在恰恰沒人去追問自己的初衷,紛紛想的是我要在哪個雜誌發表,我要如何出書,我要找著名作家給我寫推薦語,我要請著名評論家評論,我要獲獎,我要暢銷,我要被導演看中,我要拍成電影。”


在小說裡粗口不斷、對什麼事都無可無不可的曹寇,在這些事情上有堅硬的原則,甚至潔癖。他拒絕小說為電影服務,抵觸為了電影的需求而寫小說,如果要拍電影,他寧可直接寫劇本。他對散文乃至“散文家”深惡痛絕,認為這都是恬不知恥,“隨筆”是可以的,那是玩兒。“散文是一個不存在的東西,散文最早是針對韻文而言,不押韻即為散文。我只能說我討厭這種文體,討厭中國文壇上什麼散文月刊,散文雜誌,報紙的豆腐塊那種吟風弄月,拿肉麻當有趣。只有中國有‘著名散文家’一說,把散文變成了一個名利場。西方從來沒有著名的散文家這個概念,要麼是一個偉大的詩人,要麼是一個偉大的小說家,只是他偶爾寫了幾篇隨筆而已。散文不是創作,它只是偶為之,隨便寫。散文的含義那麼大,信札也算散文,日記也算散文,這是極不靠譜的。”


電影《人山人海》劇照


他不喜歡文學性太強的作品,尤其是“已知的文學性”——即人們對文學所形成的那種固有判斷:如何遣詞造句,如何結構文章。“已知文學就分為兩類:一個是古典文學,一個是翻譯文學。翻譯體語言對現代漢語做出了極大的貢獻,我們的現代漢語幾乎就是脫胎於翻譯體,但是我極不喜歡翻譯體,它不能準確表達你的東西。”他身邊常常往來的好友,作家韓東、詩人楊黎,都是口語化的寫作,曹寇自己也是這一路的。“那是真正活的語言。還有一個人對口語化寫作乃至中國現代漢語做出很大貢獻,那就是王朔,他哪怕現在不寫,他也完全沒有墮落,他是不會昏聵的。”


小說和詩歌,在他的排序裡享受絕對位置,必須賦予某種純粹性。他希望寫出“問道之心”,這是他全部目標之所在。他所書寫的生活,展開其平庸荒誕的原貌,這種個人化的寫作,也許並不討好。他設想過未來某個讀者,在塵封的書堆裡突然發現了曹寇,意外地對他寫的那些東西心有慼慼焉。他祈禱自己不要因為年紀漸長而變成昏聵,變成那種蠢而不自知的“老不要臉”。


“朱文說,世界上最討厭的人就是活得洋洋得意的人。作家沒什麼值得可說,你寫的過程中你就是作家,你不寫了你就不是作家。中國是一個人均創造壽命極短的的國家,但中國還常說‘老作家’,哪有什麼老作家?你已經都40年沒寫東西了,你是老混子還差不多。索爾貝洛和馬爾克斯他們算是老作家,他們一直在寫,七八十歲了都沒停下。而我們的老作家寫寫序、發發言、寫篇隨筆,談談太極八卦,談談宋朝。體制和虛名把他架在那裡,他不能允許自己一個字兒不寫,而且不管他寫成什麼東西,都有人捧臭腳,久而久之他也就失去了判斷。本質上,這是體制對人的戕害,這些蠢老頭們,他們是被侮辱的。”他有時也跟知名作家聊天,聊下來發現自己跟他們在兩點上始終達不成共識。


“他們都覺得自己很重要,很容易自我感動;而我恰恰覺得我一點不重要,可有可無。另外他們覺得文學很重要;而我覺得文學不重要。他們會說文學是他的宗教,是信仰;但我覺得文學只是一個器具,或者說一個途徑。”



最可怕的事是

在墓碑上劈面看見自己的名字


大多數寫作者靠寫作都無法養活自己,他們往往有份體制內的工作,比如教職,比如公務員或者事業單位的編制。曹寇一度想加盟媒體,但後來他在廣州陪著做生意的朋友吃喝玩樂,“天天洗腳,腳都洗腫了。”他也當過圖書編輯和雜誌編輯,設想中最不影響創作的完美工作是公路收費站收費員,工作輕鬆簡單不費腦,坐在小亭子裡,車來了一攤手:“你好,20,祝您一路順風!”


最近曹寇開始了寫字,最簡單的小楷筆,毛邊紙,淘寶賣家送的小塊紅格毛氈墊。他曾經臨過顏真卿和柳公權,但格外強調自己所寫“不是書法。”他抄寫古漢語典籍,在此過程中獲得安靜,像要把自己重新納入那個遺失了的文明系統,寫畢蓋一個長方形的小印:趙昌西。


他不止一次地惋惜過這個本名。一個有蘊藉古意的好名字,暗示著一個大漠孤煙式的老派人,可惜無用武之地。“曹寇”是隨便起的網名,但作為筆名,就太直露,無想象空間。他早年在網上寫作的時候沒有想到能寫出文名,等意識到這一點時,木已成寇。


他在自己寫的斗方尺幅上加蓋“趙昌西”的小印,不是書法金石篆刻體系裡從右往左的“趙昌西”,而是五四之後從左往右的“趙昌西”,是刻意為之,為了追本朔源嗎?不是。那是他僅有的印章,是公司法人章。功能類似醫生在處方箋上的印戳,或者舊年間取郵件包裹的私章。


自己的寫作能走多遠?他不知道。他也不相信激情式的寫作。還是不勉強自己吧,能寫就寫,不能寫就回到八卦洲,種點菜,養養雞,也是儼然的人生。他已經在八卦洲買好了房子,這個從鄉下闖進城的青年人想要歸鄉了。


南京八卦洲,這個長江中心的小島,嚴格意義上來說並不是他的家鄉。清朝以前的八卦洲,洪水一漲就湮滅了,後來島上才開始有了移民。曹寇自曾祖父一代來此定居。移民一多,他們就開始自動地築防汛壩壁,八卦洲才作為一個穩定存在的小島出現在長江之上。在清代,這裡是養馬的地方。據說朱元璋的皇后馬娘娘去上香,回程時狂風大作,於是在三臺洞向江中投了一個八卦,鐵鏈鎖懸洲的傳說就是這麼來的。


他不信志怪故事,但還是津津樂道:他現在住的邁皋橋,以前名為“賣糕橋”,有個老太太在橋頭賣糕,每天晚上都有一個年輕女子來買孩子吃的奶糕。老太太打烊之後回家數錢,總是有一張紙錢,就覺得很詭異,她就跟蹤這個女子,女子走啊走,走到一個井裡,消失了。第二天天一亮,大家找人來挖井,井裡面有一具骷髏,還有一個活生生的大胖小子。糕就是買給他吃的。


“這是一個挺好的故事,原來是當地的良家女孩被惡霸霸佔了,女孩就跳井自殺,但是她已經懷孕了,而她作為鬼,依然生下了這個孩子。這裡面有一種異度空間的感覺,也有階級壓迫。我看了邁皋橋這個傳說,就發現《聊齋志異》的偉大,這不是胡編亂造,肯定是各個地方都有這種類似的故事。”


曹寇前段時間回了趟祖籍,安徽廬江,去之前充滿想象,去了以後無聊透頂。這成為他正在寫作的一部長篇的母題:一個人離開城市來到鄉村,遇到各種各樣的事情,就像網絡上說的賣掉北京的房子來到大理追尋詩和遠方,追尋田園牧歌,而這一切皆為妄念。


故鄉廬江有很好的溫泉,但悖論似的灰塵撲面。晚上曹寇住在鎮子上,在小飯館裡吃罷晚飯,一個人隨意轉轉,鎮上沒什麼人,走到一處全是石頭的地方,發現是個為死去之人刻碑的所在,好多已經刻完的石碑森然而列,等待新鬼前來認領。“一個人都沒有,也沒有路燈,只有昏黃的小燈,關鍵那個地方很多跟我同姓的,我看到很多趙昌什麼什麼,都是死掉的人,嚇死我了。”他毛骨悚然,生怕馬上迎面看到的墓碑上面會刻著“趙昌西”,於是趙昌西擡起腳來,吧嗒吧嗒逃回了旅店。


本刊記者/蒯樂昊 

 編輯/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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